我们好多人都被教导说，要以如下方式来做社会学：第一，想出理论；第二，选择可以检验理论的资料；第三，得出理论的蕴含之义(implication)；第四，用资料检验这些蕴含之义；第五，理论被驳倒或保留。但是，真正的科学并不是这样运作的。这种做法的陷阱在于，一旦有其他理论照样也能解释这些现象，即便“世界与你的这个理论一致”，它业没有太大意义（我在第9章中还会讨论这一点）。你会说，如果没有其他理论与世界一致，而只有你的理论与世界一致呢?这几乎不太可能。做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世界，而不是去检验自己的各种奇思怪想。此外，理论检验的逻辑只有我们驳倒理论时才有分量。没有驳倒自己的理论并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只要检验时马虎潦草，你可以让一个理论永远驳不倒。所以，理论检验不是你应该对自己的理论做的事情。理论检验的做法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这个理论广受推崇且有明确的经验推论，你认为它是错误的。如果理论A说“人们一直在做某事”，你只要表明曾经有一度人们并不这样做就可以驳倒它。但是，如果不想驳倒某个理论，就别去检验它。在多个理论之间进行裁定（显示某一个理论优于其他理论）和这不是一回事，但你很少有机会去进行理论裁定（而不是摆样子）。理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有时我们确实在追逐幻影，因为我们迷恋于某种能够对世界做出重要断言的理论。理论用来迷惑我们的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所谓的“物化谬误”（reification）或者“实际性误置的谬论”（the fallacy ofmisplaced concreteness）＊。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一个“理论”用语或者一个概念（即帮助我们组织思想来认识世界的一种简便方式）当成了实在的事物本身。一旦它被当成了实在的事物，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它还可以“做事情”，然后就以此来解释世界。例如，很多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感兴趣。资本主义是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的。这个理论概念是非常有用的（我还会继续用到这个例子），但是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是存在于某处的一个实在事物。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总而言之，要让别人乐意跟你谈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别人当作专家。这不是要你睁大眼睛，说一些“你好棒呀”之类违心的鬼话，而是要你诚实地让人家知道，你确实想从别人身上学习东西，而且这种学习了解对你自已和他人是很重要的。有些学生会说，这样做很虚伪。他们说，“老师说的可不是什'想让我们接触校园外面的世界，了解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他说的就是你们得写篇论文，发表出去”。他们不明白老师的真正用意。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让学生们真正做的，就是了解世界上其他人到底干些什么。这才是社会学的本质。你应该能够诚实地回答调查对象的这些问题，并且让他们满意。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你就应该考虑改行了。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叫“为了理想未来而家里蹲”的网络组织。他们的使命宣言中说，“日本社会鼓励人们谨遵规则、过多工作、自我牺牲，但是现在对于进入这个机器的人来说，它连最低生活标准也给予不了，所以我们决定彻底退出这个社会。”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研究对象！你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对其生活方式的解释非常令人信服。你就此写了一本书。在准备出版之际，你还想再次去找他们，来补充一些资料。这时候，你却发现，这个组织曾经最活跃的博客作者，现在居然是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你再去找组织中的其他人，发现他们也都去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陷阱：如果有人能够有条有理地阐述某些理念，他的话甚至可以直接照搬到社会学论文里，那么一般来说他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从业者的共同点，应该远远大于他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共同点。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容易进入的调查点非常不幸，我经常听到的回答是，“哪儿容易进入我就去哪儿”便利抽样，指的就是你选择只研究那些容易得到的资料，或者只去容易进入的调查点。你自己也会觉得，这样说不是太理直气壮。这会让人觉得你有点懒，对吧？此外，我要不断重复的一点是，这个调查点之所以容易进入的原因，也可能正是它不适合用来回答你的理论问题的原因。比如说，你的研究问题是“大学男生如何看待两性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讨论两性关系的小组，就跑去访谈那些人。但是，你很容易找到这些人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关心两性关系。他们是不具有典型性的。不是“无代表性”，而是对于你的研究问题来讲不太“公正”。容易进入的调查点即便是公正的，也可能仍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想研究“组织失败”（organizational failures）。你正好有个朋友，在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郊外的沃格尔镇（Vogeltown）的一家情趣蛋糕店工作。你觉得，去那儿做民族志还会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真是随机选择了一个国家，然后翻开电话号码簿，随便用手一指，正好指到了这家蛋糕店，人们可能会觉得你的研究还算有意思，可能还愿意继续读你的研究。如果不是这样，选择这个调查点就没有什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1这个趋势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够编写历史的入，通常比一般人年长。十六世纪早期的作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glione，[15281200：65）发现，任何年代中，老人都会觉得“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看法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永远世风时下，我们早就禽兽不如了，他的解释是，这就好比站在船上离开海岸的人们会感到海岸在后退一样。人在变老的时候，其不是世界在変差，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在变差。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还有一种介于牢骚和护的叙事方式，我们称之为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s）。这种叙事类型中，人们会把某种现存状况说成是有问题的，我们通常会称这些人为创业家。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比如说，人们受到黑帮的欺凌，这当然是个问题，怎么还需要有人指出来？原因在于，人们通常是先有了解决方案以后，才会提出问题。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人们不把那称为“问题”・而是称为“生活”。即便有了解决方案，人们仍然可能不把潜在的问题当成是问题。必须有人到处奔走，来说人们相信问题的存在。兰德尔・科林斯（ Collins，1998）对此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研究佛教史，就会认为印度教徒被动地陷于生死轮回当中，却安于现状、无法改变。他们一直处于这种悲慘的境遇当中，直到佛祖想出了能够跳出生死轮回的方法。但是科林斯认为，问题其实是伴随着佛教的诞生才出现的。只有把以往的境遇定义为存在问题的，佛教才能兴盛。这样种过程其实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许多文档是反过来的。文档中会说，先有了问题，作者才致力于去解决它。实际上，作者先有了解決方案，然后（通过把现状问题化）成功地创造出了问题。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有些社会现象，即便其中涉及明确的因果系，你也没法操控它。但是另外一些社会现象是研究者可以操控的，至少把它的强度降低之后，研究者就可以操控它了。比如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刺激强度可能很大，我们无法控制这种现象，但实验当中我们只给实验对象一小点儿刺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控制这种现象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其中有一个难题：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量变，其实是一种质变。强度降低的同时，事情的基本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都觉得实验当中的推理链条十分可靠，以至于很少会停下来反思实验过程中我们的行为，即我们对实验对象的操控。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我们在第4章中曾经讲过，人的行为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可能性。如果你通过各种设置方式，只为实验对象的行动留下一种可能性而杜绝了其他可能性，那么你当然只能观察到那种可能性了。这种方式无法证明“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也无法证明“事情通常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这样“先演绎再检验”，而是先去人为制造出一种现象，再去思考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通常会提出好几种可能的解释，这时再从这些解释中进行排除和筛选。如何进行排除和筛选呢？这就需要我们再设计一系列新的实验，这些实验中的设置各有不同。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其实是借鉴了非实验的比较研究。它要进行系列精心设计的比较，以此排除掉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②做好观察模板尼普特恩格擅长于做笔记，你可以去她的书中去寻找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只讲一点，那就是你要事先设计好某种表格或“模板”（这是尼普特恩格的话）来做笔记，这会让你受益匪浅。有时候，这个模板可能是个房间平面图，你在上面用各种箭头符号来标注出人们的移动轨迹。有时候，这个模板可能是个矩阵表格，行代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列代表各种事件、后果或行动。开始观察前，要好好设计你的各种标注符号，因为你不可能在观察到一半时再改变这些标注符号。最好的标注符号，就是把你看到的状况直观地对应于你手上的动作。如果你想描述人们的移动轨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来代表不同的人。这个人向左走，线条就向左画；他向后走，线条就向后画。最糟糕的办法，是人为设计一套需要查阅的编码。“张三在向右跑，李四在向后走。张三的编码是P18，……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民族志的词根 ethno”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人”，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词根"tho”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习性”。动物行为学源于十九世纪的法国，用来描述对动物行为习性的研究。比如说你去观察小鸡，就会发现它们会用爪子创地、进食、追逐、彼此啄击。这种观察人的方法，和经典的民族志方法完全不同。民族志也强调进行系统的观察，但它总是认为人是有意识的行动者，要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理解行为的意义。动物行为学则相反，它并不预设动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强调的是记录行为，然后解释它的功能。好多动物行为学研究，都会填写“动物行为谱”（ ethogram），上面是这种动物正常行为的全部名录，研究者要记录下动物在每时每刻做的所有行为。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④录像，录像，录像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把观察内容录制下来。这样就可以事后再去反复观看，比较你当时的笔记和实际场景之间的异同。永远不要低估实际观看的重要性。你可能会觉得反复看一件事情，实在太枯燥了。但是正如约・凯奇（cage 1961：93）所言，“如果你听了两分钟，觉得很枯燥，那就听上四分钟。如果还是枯燥，那就听八分钟。实在不行就听十六分钟，三十二分钟。逐渐地，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一点也不枯燥。”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可能是“他们在共同追赶另外一个人”。所以，如果你的笔记里只有你的解读，而没有你的亲眼所见，那笔记就没有记好。永远不进行任何推测，笔记里不包括任何解读，那样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实话讲，多数时候这根本办不到。如果不加任何解读来进行组织，只是忠实地记录所有具体动作和事件，观察笔记一定会变得冗长不堪、难以卒读。观察不是读心术。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第六，在积累了大量资料后，你可能需要一种系统的办法，来帮你方便地找到某项资料。有时候，人们把这称为对笔记进行“编码”。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对笔记进行“编码”（code），而要对笔记进行“标记”（tag），原因我会留到第8章中再详细讲。如果你要对笔记“编码”，就需要确实地说出某个资料是关于什么的。比如说，你对某个会议记录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我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代表性，其实那并不是它的真正优势。我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劣势就在于作答结果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其实那才是它的真正优势。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我的建议是，对一件事情，只要去问，就把它彻底地问清楚。……对不一致之处进行推敲，并不是要你去进行猜疑和盘问，而是要排除交流中的误解和困惑。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在此，我们得到了比通常社会学解读更具说服力、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它的核心不是偏见，而是揣测（ theorizing）。受访者会测你对他们如何揣测，然后基于这种揣测来讲述他们想讲述的东西。多数情况下，那就是你想要他们讲述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和他都认可这些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受访者如何揣测我对他的看法，我又如何能知道呢？我也只能猜。两个人猜来猜去，岂不陷入了一个循环性的死结？其实有两种办法跳出这个死结。首先，多数人如此行事，不是基于有意识的算计，而是基于本能。他们不会没事老去测周围普通人的意图的。在前期的沟通中，你如果能给他留下一个印象，认为你是一个友善的普通人，他就不会再特别“揣测”你的意图了。其次，你的问题要提得合适，要让受访者尽量能够不需揣测、直接回答，结果说出来又与他想表达的意图完合。我们再次发现，必须对于给受访者置的任务进行理论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可信的认知模型，以便将任务与回答联结起来。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用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来说，量子力学发现，有些粒子是服从概率分布的。但是，一你去测量它，这会使得原本是连续概率分布的“波函数”坍塌成为一个点，即粒子当时所在的点。我们要求人们表态时，发生的事情其实与此有些类似。原本的复性消失了；面对一个粗鲁的访者，受访者的其他想法及其复内容会水久性地隐藏起来。但是一个优秀的访谈者会温和而且耐心，从而把那些更为精妙的认知结构保存下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别通着人进行简单化的表态，你必须首先去想法获取他们头脑中许多更为微妙、复杂、纠结的思想。此外，即便有一些事情，人们对它们已经有了深思考和清晰表述（似乎是社会学家能得到的最佳资料），这些看法仍然可能摇摆不定。这些表述和意见之所以非常清晰，是因为人们正在用心琢磨它。我们往往对这个世界有好几个模型，然后再不断修正每个模型为真的概率。哈里森・怀特（ White，1995）借用统计学的术语，将这种思考过程称为“贝叶斯更新”。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问题要写出来：因此，访谈之前事先不准备好详尽的访谈计（ interview schedule），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事情。你可以现场灵活调整，你可以根据结果进行修正，但是你开始时必须像做问卷调查一样，详细列出你想要问的所有问题。不要过于自信，以为自己可以临场发挥来提问一如果你有那个本事，就根本不会来读我这本书了。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哪种策略比较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挑战不在于要挖掘出行动者之间的差异，而在于从行动者面对的局势出发把它们情境化（ contextualize）我们自以为能够解释成功的那些因素，往往只是成功的结果，或者只是即将成功的征兆。」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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