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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不是淀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底消失，就没间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染而成。黄檗树是一种芸香科的落叶乔木，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祖师。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光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天差地远。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最初黄册是用程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屦糊多用鱼鰾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耀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所以朝延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结孔，用细棉线穿扎起来。如果一定要用楹糊，就必须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肚，从来不散进岳飞庙，《宋史》县有记我。说二生数硫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按得差不多了，才有脸去用终结果他拜完。还没出庙就痒死了。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能从侧出罗愿的性格。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债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第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住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茸，不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会表示我家出两个壮丁，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玩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罪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六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城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官腔，也得看怎么打。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这一句“各宜体凉”，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一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准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一号称“健讼”。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除先人有册有典，股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主年幼，武王带周公妇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诚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股的命尸。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借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奇道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特意写了一直《书湖阴先生壁》以为纪念：学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硅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是钟山、覆舟山，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成为“护田绕绿”的条条水渠，多好啊。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漠、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千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一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让你多事？”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桃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儿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漠，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跃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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