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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说到雍正信佛，欧美学者认为清初皇帝都宣称崇信佛教，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因为佛教信仰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统治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区。因而信佛是一种政治手段。民国清史大师孟森尽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于雍正上台后残酷镇压异己和兄弟的历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师，因而解释雍正是通过佛教修行来掩盖他夺位的企图。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中国传统政治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皇帝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其实有一个不是官职但又有很重分量的头衔：“御前行走”。比这个差一点的是“内廷行走”，再差一点的是“乾清门行走”。这几个“行走”在政治上的不同分量，就是根据距离皇帝的远近来区分的。南怀仁与康熙的接触已经超过了“御前行走”。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来华的传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内心深处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够复国。他们当时叫满人为“鞑靼”人，认为满人入侵是蛮族入侵。“鞑靼”这个词本身在欧洲就有来自蛮荒之地的意思。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上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这道菜的主体是一个生鸡蛋打开后淋在一块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盘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调。“鞑靼牛肉”是不是真的来自满人已不可考，不过这道菜很具体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皇太极不仅认识到了大炮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汉人在军队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制造和使用大炮这一新式武器都离不开汉人。在满人社会中，以及在明朝北方的所有游牧民族中，军功都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当汉人使用的西洋大炮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以后，汉人在军事上的实力也大大提升了，发挥了满人、蒙古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朱维铮教授是历史系的前辈，并没有给本科生上课。我选修了他的学生廖梅老师开的“中国史学史“。最后几堂课廖老师是请朱维铮教授来上的，他现场给我们写的文章打分。我当时得到了A-，这个成绩一直让我引以为傲，因为朱维铮老师从没有给出过A。后来经廖梅老师引荐，我找到朱维铮教授谈了出国读书的想法，正巧我要做的传教士选题和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切合之处（这在本书第二章有呈现），朱维铮教授于是同意帮我出推荐信。还记得在签名前，他拿起笔，又放下，看着我说：“认真做点东西，不要只是出去混个文凭。”殷殷叮嘱，言犹在耳。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打探中，传教士还了解到福建地方上对修女问题有意见。当时福建有遗弃女婴的习俗，传教士因此收容了不少女婴。收容的女婴长大后，传教士把他们培养成修女。当时福建以及浙江很多地方男女比例失衡，由于男子娶不到老婆，这些地方还存在卖妻、典妻的习俗。福建乡绅看到修女，认为这是天主教蛊惑妇女人教，影响了当地的传宗接代。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修女大部分是由弃婴长大而来。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传教士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里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传教士后来又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了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对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康熙见识过西药有效后，便引进了西药和西医，在他宫里常年储备着多种有用的西药。这些储备并不能说明康熙特别看重西医，只是说明他务实。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人来看，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整个朝廷制度的首领。二是一家之主。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强调”王者无私“，一直在弱化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根据传教士记载翻译）你们就评其他宗教教派。难道是一些宗教好，一些不好？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宗教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的，都在某方面是好的。但从众多宗教论说来看，文人们〔指儒家）还有你们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很少有真正把自己宗教教义搞明白的。你们得先把自己的本心弄明白了，才能真正理解你们自己的教义。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薛凤祚（1600一1680）就很少被提及。薛凤祚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学习陆王心学。中年后跟传教士学习了西方数学。他是最早学习对数、三角函数的中国人。薛凤祚在康熙时期以及后来的乾隆年间，都被公认为一代大才，学贯中西，受时人追捧。他把对数和三角函数中的几何知识运用到治水中，用来计算河道和河流速度，写下了《两河清汇》（两河指黄河和京杭运河）一书，是兼具中西方知识的治水名著。包括这本书在内，他有三本书被收人了《四库全书》。清代人写的书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就是乾隆时期一流学者群体对该书价值的肯定。《四库全书》的编辑在《两河清汇》的书前提要中写道，薛凤祚的学问是跟着西洋人学的，在当时被称为青州之学。青州是山东益都县，是薛凤祚的家乡。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一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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