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按德语版补充内容：他限所有人一样“幸福地看到‘人民中的一员'、税务官员之子能够站在人民的最顶端”。这个发迹之路也象征了他的“最高理想：人民共同体”）当他看到，各处“上层社会”跟他有着相同的热切和渴望，他便心安理得了。审判书中说他“闭耳不听良心的声音”。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在以一种“高尚的声音”，以他身边高尚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发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故事发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个不同于德国其他地方的角落；时间是1945年1月，之后没几天苏军就摧毁了这座城市，占领了它的废墟，吞并了整块地区。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961）。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莱克一马勒茨文（我前文提到过此人）讲到了一个女性“领袖”。这个人于1944年夏前往巴伐利亚并给当地农民鼓舞士气。她没有浪费时间去讲“神奇武器”和胜利进军，而是坦率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她说，一个好的德国人不畏惧这场失败，因为元首“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作者还写道：“哦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这位可爱的女士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她：肤色泛黄，四十来岁，眼神疯狂…后来怎样了？这些巴伐利亚农民有没有至少把她扔进湖里冷却一下她对死亡的热情？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摇摇头各回各家去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如希特勒已经正确预见到的，就是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艾希曼反复地说，对待死亡有“不同的个人态度”，如今“尸横遍野”，到了这样一个世道，人们对于死亡根本无动于衷，哪怕是对自己的死亡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当我们发现第二天自已还活着，我们常常诅咒怎么还没死”。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纳粹统治集团中，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良知问题。他创造了大量口号，比如著名的党卫军口号，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作的演说：“我的荣誉叫作忠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之所以说未来凶多吉少，原因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观众里充斥着“幸存者”，都是来自欧洲的中老年移民，像我自己一样，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根本没心情来听取什么教训，当然也无须让这场审判帮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证人一轮轮更替，恐惧一层层攀升，他们坐在那里，不得不面对讲故事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倾听那些他们无法独自承受的故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他（艾希曼）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假如审判所在国的国情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将您推上犯罪道路的事件在主客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偶然性，都不能把您的实际作为与他人的可能行为相提并论，我们在此探讨的只是您实际做过什么，而不是您从内心和动机层面是否根本无意犯罪，或者您所有的周围人是否可能犯罪。……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确实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阿伦特模拟的耶路撒冷法庭法官应该做出的表述。她说，只有如此，才能算光明正大地伸张的正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这场审判没有让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那么，就算审判的主要目的——对艾希曼进行控诉、辩护、审判、惩罚——已然实现，也没有多大意义。之所以说未来凶多吉少，原因既是普遍又是特殊的。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到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判决结果一出来，雅斯贝尔斯不是呼吁法庭，而是呼吁以色列政府（鉴于该审判乃史无前例）放弃其审判权的话。那样一来，以色列可能就会求助于联合国，凭借手中掌握的所有证据证明，成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乃势在必行，因为新的罪行所针对的是整个人类；那样一来，以色列就有能力制造麻烦，“制造一场有益的混乱”，方式就是不厌其烦地提出那个问题——该如何处置这名阶下囚；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必然会让世界舆论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唯有以这种方式制造出一种让世界各国代表都感同身受的“尴尬境遇”，才有可能防止“人类的头脑一劳永逸”，防止“对犹太人的屠杀……演变成未来犯罪的模板；同未来的种族屠杀相比，这一次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微不足道”。在只代表一个国家的法庭前，事件本身的邪恶性质被“低估”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以色列境外（在商讨《菜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或者就此而言，甚至成了反犹主义的无辜执行者；反犹主义可能是必要开辟一条“这个民族走过的血染之路”，以使这个民族完成其使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集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拒绝诵读圣经。请求捆绑脚踝和膝盖松一点，以便他能站直。拒绝了眼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死刑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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