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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公共”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这里，我所关心的并非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辩论，我所要考察的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被赋予政治的重要意义。

——王笛《茶馆》

其实茶馆中的悠闲不过是成都社会的表面，实际上战争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人们仍到茶馆戏园看戏，但所看节目与以前已大不相同。

——王笛《茶馆》

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实际成了一个 “救国”的舞台。茶馆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顾客就英勇的抵抗、日军的残暴、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馆里去度时光，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但是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

——王笛《茶馆》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王笛《茶馆》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们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

——王笛《茶馆》

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人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

——王笛《茶馆》

“吃讲茶”的活动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而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无视官方的司法权威，当然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王笛《茶馆》

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武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第三种为最多，即袍哥平时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其种种非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王笛《茶馆》

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首先，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也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袍哥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他们更觉得安全。第五，在公共空闻进行与同党的联系，策划各种秘密行动，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牵连。

——王笛《茶馆》

这种秘密语言（“摆茶碗阵”）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那么“摆茶防阵便是拜码头的必要仪式。

——王笛《茶馆》

在经济、社会和政府的三重打击下，一方面，茶馆生意的下降导致大批女招待被解雇，1941年便有200多个女招待失业；另一方面，许多人把女茶房视同妓女，她们面临极大的社会歧视，使许多妇女不敢涉足这个行业，有的女招待也迫于压力而辞工。

——王笛《茶馆》

我们将看到，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重组，特别是在新政治和经济结构中，与传统同业组织有明显的不同，但仍具有某些传统商帮的特点。茶社业公会指导和调整同业关系，在茶馆和地方政府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章通过研究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构、领导阶层、成员组成、功能活动等，分析同业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所改变的程度，揭示茶社业公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会在应付政府控制中的角色。

——王笛《茶馆》

在晚清成都，各业商人共组成51个商帮，“茶叶帮”属于其中之一，下属54个茶叶店，但并没有包括茶馆，也不存在茶馆帮。 1905年在清政府推动下，成都，总商会成立。到1909年，成都的69个商帮组成69个商务分会，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与餐馆同归于“饮食业”，而没有与茶叶店同类。从资料看，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团体。在民初和军阀混战时期，茶社业与澡堂一起隶属“水帮”。实际上在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便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业组织的法规。

——王笛《茶馆》

关于移民的家乡纽带和行业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罗威廉在其关于汉口的研究中，按照行会的宗旨、入会条件、聚集地区、内部结构、外部联系以及功能（包括文化、商业、社团、社区服务等）进行划分。根据他的研究，汉口的会馆和行会基本上是一回事，人们加人行会基于三个因素：“同业”、“同乡”以及相同的“经济阶层”（指人们在生产和销售中的共同地位）。因此，相同的经济功能是聚集行会成员最基本的因素。罗还讨论了“理性经济”（rationalzeconomy），即商业活动中的自我控制。一般来说，行会的职责在于维持商业秩序和制定价格标准。罗指出，行规仍然为自由市场和贸易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王笛《茶馆》

都可能危及茶馆的生意。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粗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佣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

——王笛《茶馆》

在20世纪初，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视为塑造城市形象和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在全国各地、清洁都成为城市改良和国家介人城市事务的重要内容。

——王笛《茶馆》

在中国，个人的社交网络亦可带来生意上的成功。对一个茶馆主人来说，如果没有社会集团、地方权势人物、附近居民的支持，茶馆很难经营，也容易受到地痞的骚扰。

——王笛《茶馆》

包租形式使茶馆与那些服务于茶客的各业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小贩、屠夫、餐馆、理发、小吃摊主等，都有可能是一家茶馆的股东或与之有经济关系。茶馆、肉贩和餐馆间并不将彼此视作竞争者，而是作为商业伙伴共存。

——王笛《茶馆》

在与其他小商业的竞争中，茶馆占有优势，但同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避免同行恶性竞争，茶馆同业公会试图限制茶馆数量，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相应规章以示支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另一方面，竞争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了茶馆业的繁荣。

——王笛《茶馆》

这些数字显示，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茶馆在总数中只占小部分，而中等茶馆服务范围宽泛，可任意上下延伸，为各阶层服务，这可能也是人们之所以不容易看到成都茶馆阶级畛域的原因。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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