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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还不仅发生在科学领域。很多人都知道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但他还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跨界?其实他的政治理论和科学哲学一脉相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是人类国有的特征。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lhy),就是说人永远可能会犯错。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克尔凯郭尔为这个问题纠结了一生,最后他发现,你是无法完全依靠逻辑和推理来求证信仰为真、来确证它的可靠性。因此,你不得不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这完全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这纵身一跃的结果是抵达拯救的彼岸还是跌人虚空的深渊。我们甚至无法计算这个风险的概率。信仰需要极大的勇气。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现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今之变”这个术语,借用了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他说自已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思是要探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要认清从古到今的历史变化。你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思想家都期望能讲通重大历史变迁的关键。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的来临看作西方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古今之变”。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关键本质的话,那就是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我们明白了,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在欢呼。尼采其实是说,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人陷人入了虚无主义。尼采说“是我们杀了上帝”,实际上是在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尼采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虚假的思想,是人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因为虚假,所以根本上是虚无的。人们总说虚无主义来源于现代思想。但在尼采看来,古老而典雅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真正的根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译。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代人看自己的方式是群体性的,个人与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可能常听人说,中国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这是错误的俗见。古代的西方文明同样是群体优先的,个人首先是群体的一部分。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回到刚才的问题,无意识真的这幺诡异危险吗?难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幺吗?要理解“无意识”究竟怎幺影响我们,我要带你看一下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你可能听说过这“三元”的名字:本我、自我和超我,但它们到底是什幺意思呢? 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 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用托尔斯泰的活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样一来,自由、平等、多元,就成为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基本条件。如果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世界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而要兼顾这三种诉求同样是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维立判断也无法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听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并不紧迫,却是重要的。人生意义就是典型的 “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一般没有紧迫性,你不用天天去思考它,甚至可以忘了它。但它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你的许多选择、判断和行动,实际上都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人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这种回答),只是你不自知罢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幺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世界被充分理性化,也就被人看透而不再神秘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你还要知道的是,韦伯在指出祛魅的事实之后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梦醒了,然后呢——科学能让人从古代的魅惑中清醒,但是清醒之后的现代人怎幺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祛魅的世界怎幺才能不成为冰冷荒凉的世界呢?这回,科学和理性能帮我们什幺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的分析论述涉及许多哲学讨论,我们无法展开讲解,只谈其中两个主要论点。 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你想,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幺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我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 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也就无法用科学方法来预测。 这是什幺意思呢?举个有趣的例子,有人说,如果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都藏起来不发表,说不定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可惜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公布于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完全被揭露了,成了全人类的知识。工人阶级去学习,但资本家也可以学习。他们意识到了改良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变了,或者说至少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 一,一至立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举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很久以后,一个在逃的纳粹高级军官被抓捕了,他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他这样为自己开脱:当时屠杀犹太人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 萨特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叛乱谋反,你也可以选择当逃兵,你还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在纳粹官兵中确实有人做出了这些选择。艾希曼选择了服从命令,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无选择。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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