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人们可以看到不同阶级的人在成都茶馆自由地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因此有人相信，成都茶馆的“优点”之一是“相对的平等”。的确，茶馆可以包容“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实际上茶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可以看到阶级分野，即使它们不像在其他地区的茶馆那么明显。

——王笛《茶馆》

茶馆里自然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分野，在我看来并非是茶馆的排他性使然，反而显示了茶馆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人以群分”，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对任何人都有同样感觉或享有同样权利的公共空间。相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人在一起更有认同感，人们更感觉放松，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兴趣。其实任何一个不在乎这些珍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打破这些界限，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茶馆，茶馆一般也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王笛《茶馆》

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传统的娱乐形式和许多旧的节目仍然被保留下来。虽然国家强化新的规章，但要达到其目的并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崩渍，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不过，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民族危机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国家最后还是把它的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

——王笛《茶馆》

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而被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有关系的人在茶馆里进行个人、社会、经济的各种活动，更加强了他们间的纽带关系。

——王笛《茶馆》

角色随时转换，这反映了普通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公共角色的转化显示茶馆可以为各种人服务，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

——王笛《茶馆》

成都人和爱尔兰人习俗的这种相似性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能够创造一种类似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基础是相互责任和建立一种社会契约。无论种族、文化、国别，人们有时具有很多共同点，虽然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成都的“喊茶钱”与美国城市的“我招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笛《茶馆》

这反映了其对新的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些新东西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造成了人们骄傲和珍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改变。其实还有一个结果是这篇文章所没有提到的：温水瓶的使用可能使一些人在家中喝茶。过去茶馆是唯一为普通居民提供鲜开水的地方，温水瓶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些对开水要求不是很高的茶客，要喝茶也不是非去茶馆不可了。

——王笛《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王笛《茶馆》

1942年，一个地方文人归纳，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他们一般是在春熙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熙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许多来这里茶馆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

——王笛《茶馆》

“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者，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当然，“闲人”“忙人”并非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王笛《茶馆》

总而言之，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王笛《茶馆》

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人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王笛《茶馆》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多对茶馆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王笛《茶馆》

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吒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积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王笛《茶馆》

汤普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

——王笛《茶馆》

酒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

——王笛《茶馆》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具体讨论。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

——王笛《茶馆》

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斯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王笛《茶馆》

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 回顶部 | ☗ 回首页 | ● APP下载

登录|注册|关于我们|意见反馈|App下载

句子抄，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