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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们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这让我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母亲见到的，向那些说过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的租户大概都是不会跟母亲有任何平等深入交流的陌生人一“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陌生人说出这些礼貌用语的，也许是怀着祝福的心情吧。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一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我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我知道妈妈也同时在工作。在晚上，她会给我带来跟我职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我可以在节假日把故事写出来。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飞地”。这推动着我更自信地应对本职工作，更多地去行动，让二者互为支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女儿。我们有扯不断的血缘。我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母亲说的很多话，我都只是表面上应答，但实际并没有听。她和父亲拼命做工，供我读书，但我学会的似乎都是跟她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东西。我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不再跟她母女连心、心心相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阿姨得出一个自己的真理：“管你做什么，专心一项，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价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做到让别人舍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品牌，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单反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如我书中所写，即使如此，却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与在工地上有明确的“清退令”不同，保洁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隐性的，有腾挪空间，可以协商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寻找机会，明确知道深圳只是赚钱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总在城市的边缘处。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想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随着我写作的深入，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把对一个地方和人群的体认，称之为“挖”(Dig)。“挖”纽约，“挖”洛杉矶，“挖”墨西哥……比照来看，岳母和小满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别人。她们俩有一种天然的真诚和亲和力，通过理解之共情，让受访者放下防备，袒露心怀。甚至把很多从未对家人讲过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觉中都说给了她俩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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