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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3年1月13日母亲辞职，她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共有八层是完整空着的。母亲工作的三层楼中，每一层都未能入驻满员。其中有半层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后，空置时间长达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职这栋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一家做证券的金融公司开始搬家，等到她辞职，这半层依旧空着。她就是从这个半层空着的办公楼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风景。写字楼空置也令甲方忧心。所以有客户来看场地，物业就格外热情。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三令五申：不允许保洁员私自去空置楼层，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和罚钱。夏天的时候，一次，物业带着客户来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洁员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一条裤子正随风飘荡。客户没说什么，但房子没看上。物业马上查出来是负责男厕所卫生的保洁员林大伯干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岁，在深圳做清洁工作有二十年了，仅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就已长达八年。当天下午，林大伯就被开除了，并被罚了1000元工资。面对质询，林大伯给的理由是，铺地毯时太热，衣服汗湿了，便晾在那里。实际的情况也许更复杂。那段时间为了防止保洁员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洁员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带到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林大伯也被这样安排，这件衣服应该就是为了方便，洗后晾在空置楼层的。被开除后，林大伯在附近小区的车库又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地下车库没有空调，干了三天，太热了，他没要工资，另寻机会。几天后，他在附近银行大楼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节，他留在深圳，没有回老家。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与他同岁，上连班。没做保洁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现在，她的岗位是打扫写字楼外围，丈夫被开除后，她仍旧留下来继续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个潮汕人，在深圳做钢琴培训老师，因为疫情，生意惨淡。女婿没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儿，但也无力额外资助，因为儿子的情况更令他操心...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两万分之一。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农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连着两年春天，她都去公园找一种叫“黄鹌菜”的野菜，我们陪她一起。 她在林子间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样，麻利地挑选出杂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经由父亲传递，放到空地上。我负责摘除它们的根茎，留下叶子。 这些“黄鹌菜”被母亲拿来做凉拌菜，还包了饺子。有苦味，也有甜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不是。”她说，“肚皮朝上，乌龟是很慌张的，它把脆弱的一面暴露了出来，职场也是如此，事情做得不顺利，不如直接提出困难。不要总是伪装资金，披着厚厚的铠甲。”
——张小满《大厂小民》
他说：“在我们刚开始一起做项目时，那种创造的感觉是很好的。后来的焦虑，其实是来源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如何与体系内的考核相适应。我也预设了一个完美目标，那就是这个项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又可以在体系内被认可。一旦我无法抵达这个完美目标，就会衍生出内在的焦虑，于是便有了喊停的冲动，我担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其实只要这个体系没有喊停，就可以持续下去。 ”这种内省，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这何尝不是工作带来的一种创伤呢？
——张小满《大厂小民》
上司会亲临现场，给出的正反馈会激励我，让人有成就感。活动结束后聚餐，大家容易哭，情绪积累到了高点，就像是一起完成了一次职场高考，长舒一口气。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不要再做PM，但会上瘾，只要不离开这家公司，大概率还是我来。发朋友圈、写汇报邮件，提纲挈领、恰到好处地把项目过程中的难点、亮点、累点精要地写出来。复盘，让leader看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常规的PM，还有想法、有情怀、有使命感，觉得这个人靠谱、好用、长期可用。我真的投入了很多心力，经历过很多不眠之夜，我会感动于我所做的，我也认为我是真诚的，而且这就是我的职场生存之道和能力体现。我做的所有工作能成为leader 向上汇报的成果。这是我的 PM 工作法则，我每天靠着这个目标去推进工作。
——张小满《大厂小民》
一位在大厂工作了十一年的朋友，当过多次大型落地活动的 PM，他跟我分享了做旗舰项目 PM 时的感受：前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挣扎煎熬，要不停地向leader 汇报，协调资源，打通关节，攻克难题，最后才能把事弄成。身心都紧绷着。做成了会觉得，里面注入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想法、创意和表达，我知道leader要什么，而我创造了这个东西。说实话，在一些时刻，我有一自我感动，觉得一切都值得，做到了无可替代。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们的工作很仰赖教授的背书，借助大厂平台，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得以接触到很多我做记者时接触不到的知名学者。教授是需要我们要去影响的圈层。我们邀请他们写文章，为一件事发表意见，为一个活动站台。我们常用金钱换来一些从形式上看十分工整，但仔细深究并没有提供新解释的内容。事实上，就他们的身份和拿到的报酬而言，本应该提供更深入新颖的东西。但我深知，我这样的疑问和希冀在职场里显得太过较真。本质上，我们与教授之间也是取用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不应该总是对人投射过高期待。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明显感觉在与周边环境对抗。
——张小满《大厂小民》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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