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始终在追寻独立，但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世隔绝，如她在《三个旧金币》结尾所写:完全的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蕴或意义。只有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时，个体主义才显现出真正的意义”。思考“战争带来的表面上的割裂”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现在在“群体共同感受”中找到了安慰：“整个英国在同一时刻都想着同一件事——对于战争的恐惧。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世上一切都陷入悬而未决的时候，罗德麦尔村以其年年相似的风景与四时不移的人事让人感受到安心的永恒；伍尔夫在这里慢慢体味到，群体这一概念或许是周遭一切都陷人混乱时候的救赎。两年前，伍尔夫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把“我’排除掉:代之以“我们’。”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来和平时期的伦敦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记中写下“你从来没能真正逃伦敦的战争”。在《战争中的伦敦》一文中，伍尔夫曾记录下在沦陷城市生活的怪异感和失衡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人的感受是特别的。个体融人群体之中。”而在罗德麦尔村，伍尔夫享受这处村庄日复一日、令人心安的固定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回忆录中，她充满怀念地追忆初搬到布卢姆斯伯里时激动的心情，那些在戈登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家门随时大敞，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电话时不时响起，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新奇的观念，每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拥有无限可能。而现在，走在街上时刻面临着危险，维护屋子成了一项耗费心力的义务，整座城市弥漫着沉默与猜疑。她写道:“伦敦现在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建筑物堆，屋子里住着尚需工作的人们。没有社群，没有华彩，没有光辉，没有人信步闲游，也没有人喜迁新居。一切只剩下严肃紧张，一切像是被浓缩了。歌声似乎已经停止--那种必不可少、势不可挡的旋律。如果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终结，那实在是怪异无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克伦堡广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伍尔夫所寻找的女性主义传统。这五位战时住在广场的女性，都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创新了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变革：她们拒绝受限于女性身份，致力寻找一种不同的、以自身创造活动为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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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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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尔丁顿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杰罗尔德·达林顿私生活混乱，婚外情数不胜数：他会在派对上引诱女性，和她们上床；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帘幕，就是他的妻子赫耳弥俄涅，她清醒地躺在那里，感受着身体正在撕裂，一半留在沉默躺着的身体里，另一半潜入正和丈夫紧紧相拥的女人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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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梅克伦堡广场44号的这间房子里挤着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新的风向。卧室和起居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私人空间更是无从谈起。要是访客上门，所有一切都会暴露在他人的审视之下。这样的房屋结构让H. D. 觉得没有任何遮蔽，只能任人侵入。她感到房间像是一处“舞台布景”，许多人事来了复去，而她找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间布卢姆斯伯里的寄宿屋不再是助她挣脱传统家庭生活桎梏的自由之所。它仅仅是对原本将与阿尔丁顿、他们的孩子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屋子的一种残酷扭曲。房东太太明显的谴责之意也让她无地自容—有一次空袭来临时，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穿着睡衣跑到了楼下客厅。她也一定知道，原本就住在广场后面格雷律师学院路上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因为未婚同居，被坚决要在自己领域保留体面尊严的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在楼梯上，每当其他房客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投来探询的目光，为此，她想方设法地避开他们。她不愿成为布卢姆斯伯里寄宿屋居民之间无聊的八卦谈资。但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一切。最后，她把主卧室让给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自己则撤退到库诺斯那间狭小的阁楼，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她在这里孤身度过漫漫长夜，身上裹着那条初来欧洲途中、坐在甲板上用过的旧毛毯。这似乎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让步。但这时H. D. 已经丧失了全部自信。梅克伦堡广场44号像是“即将倾圮、往她身上压去的四堵墙”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D.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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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总认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杰茜·斯图尔特从前也是简的学生，她给《剑桥杂志》写了一篇讣文霍普写信给杰茜，说她刚读完一篇写得“非常糟糕、非常不合适、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讣文，远不如杰茜写的细致入微：你引用了她说过的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人们内心真正的想法!”这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一直在想，真是奇怪，有时候人们越亲密，他们之间就越仅限于身体和生活表面的那些微不足道小事的问题。人只会和相对陌生的人才会谈论那些关于灵魂的问题，仿佛这是一次脑力训练，或许还带有一丝微妙的炫耀。我觉得在某个观念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和彼此交流。但我对她脑海中的思考方式一无所知。关于她是否有“永恒的征兆”，我没有办法确定，我倾向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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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的谬误在于将时间视为一连串先后发生的事件；他更愿意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过程，一系列“相互融合渗透，彼此间没有明确界限的”变化。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绵延 laduree”。哈里森立刻为这一概念所吸引，认为这一概念在俄语的未完成式中有所体现。她写道，“绵延”表明我们是比自身更为宽广的事物，我们同时包含着现在和过去，在某种方式上也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每时每刻越滚越大的雪球，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自身范围以外的过去以及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这个雪球之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吸引她的不是通过语言阅读文学作品(个体头脑的产物)，而是语言本身，在她看来，语言能够帮助深入了解另一个群体的潜意识。这时，以统一欧洲语言的方式来促成国家间联系的观点风行一时，但哈里森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如果全世界都说世界语，那该多么荒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甚至失去了意义......只有在克服困难学习某个民族语言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他们，触摸他们内心最深处潜意识中的灵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和HG.威尔斯一同抗议，反对“向学生们教授保存、延续过去那些矫饰战争的邪恶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事件”，并提出教师不应该将教授重点放在那些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敌人或同盟的关于国王、战争和政治冲突的故事，而应该放在许许多多的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如贸易、旅行、文学、农业和宗教。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在文章和演讲中无数次强调她的目标是以“拓宽同理心而非使其更加狭隘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让学生获得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核心群体感。这一时期，鲍尔的好几位男性友人，如盖茨克尔、多尔顿、托尼，都正担任公职，希望将政治影响作为一种改变大众观念的策略。鲍尔采取了另外-种不同的、更为谦避的方式，也更不容易成就个人的声名、带来正向的际遇，但她怀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所立足的原则同样坚定。她坚持历史“是凝聚社会群体最强大的黏合剂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扩大群体团结的概念，通过历史向孩童展示：作为总体概念的人类具有普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度一一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一一的子民，这样来，我们就能教他懂得什么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想让国际联盟成为现实,”鲍尔写道，“孩子们在离开校园的时候，脑海里必须存有他们所属群体的概念，那就是人类。”教育是国际联盟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联合会理事会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向不同国家的儿童教授一致、连贯的知识体系，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和谐的相互依存”，有助于避免国家之间相互怀疑和猜忌一一当初“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写道：“要想治愈纯粹由民族历史(以及更小范围的纯粹阶级抱团 )所产生的罪恶，唯一的办法是宣扬人类共同体的强烈团结意识；而宣扬这一点，最好就是从教授所有种族和阶级共同的历史开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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