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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贫民阶层的餐馆，至少没有妄自尊大的成分。那里没有烛光和鲜花，没有假冒的法语口音，菜单上没有拼错的法文词汇。在这种地方，服务生就是普通人，像顾客一样，如果你去得比较多，常会和他们变得很熟识。“亲爱的，你妈妈的坐骨神经痛好点了吗？”他们会问道。顾客和服务生双方都希望彼此能有好感，而不是敬而远之或者彼此轻慢。犹如在家吃饭一样，贫民在外面吃饭也是比较早而且很快。在中西部的一些次要城市里，上层贫民生意人的午餐绝大多数都会在下午一点半之前结束，那之后所有的餐馆都变得空空荡荡的了，只剩下服务员们为晚餐摆放餐桌。而晚餐则极少有超过六点钟还没有结束的。贫民们在餐馆吃饭从来不会点他们不熟悉的菜，也就是说，他们只吃从前在大学食堂或者军队伙房里常吃的东西，像碎牛肉饼、洋葱牛肝或咸肉条牛肝、瑞士牛排、星期五烤鱼，以及意式奶酪烤面。所有这些食物都是松软的，显然在上桌前已经在蒸汽保温盘里放了一阵子了。有些较高级一点的贫民餐馆里会让人用不锈钢餐具，用来替代通常的一次性餐具，也有的地方会有一个自选沙拉吧，提供切好的莴苣叶和其他种类蔬菜，当然都是冷冻的，而且味道大同小异。在这种地方，你喝的咖啡淡得可以看见杯底，而且会在给你上主菜时一同端上桌来。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下馆子是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专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玩类似“当一天国王或皇后”的游戏，通过点菜和侍者的服务感受一阵子被人伺候的滋味。通过经常上那些号称能做地道美食的餐馆，中产阶级玩他们最热衷的游戏——假装比自己社会等级更高的人士，比如设法让别人把自己看成品味更细腻更老练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目标在于抓住中产阶级顾客的餐馆常常会有烛光和火焰，伴随着大量由管风琴和弦乐器演奏的音乐。中产阶级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幺说，是因为中产阶级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冲的是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餐馆，它只想赤裸裸地通过餐厅里的装饰显示它过分的骄傲，而不去设法提高自己厨师的厨艺。它里面的每一个餐室都用显而易见的赝品冒充各种历史风格的艺术品，如殖民式、维多利亚式、都铎式，并且屋里的每一处地方都希望唤起你对细节的注意，像地毯、墙纸和家具。其中有一间屋子装饰成丛林，里面有树和奇花异草，还建造了一个瀑布，让湍急的水流冲进一个长满青苔的池子，一个批评家评论道：“看起来像《人猿泰山》的电影场景，应该再到处挂上热带藤蔓。”在这样的地方，吃的东西肯定是些毫无特色的蹩脚货，又稀又软，淡而无味，还贵得离谱。端上来的菜一定是由一队热力工程师而不是厨师将事先做好的半成品用微波炉加工而成。因为中产阶级相信出门吃饭一定要去“高雅”餐馆，因此这个概念被引人注目地用在了广告语里，只为了能吸引中产阶级顾客。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李维逊，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天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凡勃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象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压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词语，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忌。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层贫民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幺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 46/239
——保罗·福塞尔《格调》
【汽车】好了，我们该谈谈汽车了。一如至关重要的房屋正面，汽车是另一种户外展品。上流社会不够重视汽车，因为根据他们的循古原则，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不过总要有辆车开，所以如果你富裕，又有时间（这两样允许你购买任何品牌的汽车），那幺，购买最便宜最普通的车表明你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幺易于购买的物品，从而不至于损害你的等级形象。你最好有一辆雪佛兰、福特、普利茅斯或道奇，对它们的型号和颜色毫无挑剔的兴致。车可能很千净，尽管最佳状况是略带风尘。总而言之，车必须是乏味的。上层阶级再往下，你就可以有一辆“好”点的车了，比如美洲豹或者宝马，但必须是旧的。你最好不要拥有罗尔斯·罗伊斯、凯迪拉克或奔驰。尤其是奔驰车，约瑟夫·爱泼斯坦'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981一1982冬季号）中这样报道：敏锐的西德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奔驰轿车标志着一种“高级的庸俗，是专供比华利山的牙医和非洲内阁部长们乘坐的汽车”。确切地说，只有中上层阶级中最糟的一类才会买奔驰车，就像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士会开奥兹莫比尔、别克、克菜斯勒这样的车，可能还有吉普车和路虎。高级越野车传递着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铺好公路，普通汽车不一定过得去。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层的期刊只是为了广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还人量提供有关名流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关键是，就像在酒吧里对体育比赛大加议论，这类内容给贫民阶层的人们一种权力的假象，使他感觉到，正是他在掌握那些大人物，或者他起码可以决定谁会成功谁会失败。但是，尽管这些贫民读物充满了奇迹和丑闻，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本期刊试图刺激贫民阶层的人们起来闹事，它们的基本功能是安抚和慰藉
——保罗·福塞尔《格调》
“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然而，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日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斯莫尔学院，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瞠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格调》
对美国人来说，个人化并非必不可少，但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却似乎能使他们实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购买行为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邮购释放了有关权力的幻梦，并且还无须冒险与那些可能会质疑你权力的人碰面。邮购不需要的物品这一举动，隐秘地重新验证了凡勃伦所谓的“明显是出于挥霍和敬意的消费，却带来了精神上的收益。”在特定的情绪中，当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想做什幺、我们的价值是什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仿效“朝圣者比利”的母亲。“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库尔特·冯尼格特说，“她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生活，即找到她从礼品店买到的每一样东西的意义。”
——保罗·福塞尔《格调》
商品目录还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中产阶级那种要证明自己深远（如果不是潜在的古老）根源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积累宝贵“收藏”的机会，以便留作后代的传家宝。这一机会暗示：每个人都可以是亨廷顿、弗里克或摩根，当然，起步稍嫌晚了一点，但至少已开始了必定具有投资兼家族流传价值的收藏。商品目录迎合贪欲的倾向是明显的：“日益难觅的维多利亚时代烤面包片架是收藏者理想的投资对象。”事实上，向中产阶级或更低阶层兜售“收藏货品”的生意眼下已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
——保罗·福塞尔《格调》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会暴露他们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一一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保罗·福塞尔《格调》
他发现了他的阶层与更低阶层的重要区别：“在我父母争吵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所有的窗子关上，因为他们并不希望邻居听到什幺。可是他们（指那些下层贫民）反而故意打开门和窗子，又是尖叫又是高声抱怨。”贫民阶层必须当众展示自己的存在和出现，因此公共场合里的交谈都是为了让别人听见（或者仰慕）。贫民阶层似乎希望以自己生气勃勃的喧器，以其音调、速度和节奏来博得他人的恭维。中产阶级出于对被取笑和失败的恐惧，在社交场合绝不会有这种表现，“让贫民阶层去表现吧，他们反正就那样了。”噪音是夸大其辞的形式之。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我们结中产阶级阅读趣味这个话题前，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读书品味对美国人行文风格的冲击。对意识形态、见解和尖锐思想的惧怕（我们以前在他们对现代艺术的抗拒上早已领教过），是导致委婉语、文雅谈吐、行话、玩弄词藻等现象盛行的主要原因。
——保罗·福塞尔《格调》
没多少钱又焦虑的中产阶级是那种想让你相信他读的是“最优秀的文学”的人，“破烂”、“垃圾”这种遣责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上。他们是那些让人读不下去、装腔作势的二流书籍的天然读者。
——保罗·福塞尔《格调》
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一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难。”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级与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迷信的谦恭态度。正是大多数贫民阶层人士相信建筑物不能有13层，赛车时不应用13编号。的确，恰如大数字（前面总带着美元符号）深深植根在上层和中上层阶层的头脑里，贫民阶层也喜欢数字，比如体育比赛的计分对他们常常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幸运数字和乐透奖彩票号码等等。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级相信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产阶级更有意思。比方说，一个中产阶级会相信梦见的东西有意义而且可以从《解梦书》中得到证实吗？他们相信铜手镯能医治风湿病吗？相信在跑马场下赌注赢一大笔钱的机会很大吗？相信官方会在军人的食物中掺入溴化物以降低士兵的性欲吗？相信苦杏素将制服癌症吗？相信“创造性科学”这个概念没有矛盾吗？相信只要“发明”了某样东西（像“反重力腰带”之类）就可以公开杀人，像一个曼哈顿旅店服务生曾对人说的那样？相信瘸子和畸形人是因为上辈子干了坏事，今生被罚投胎受罪吗？相信世界语是解决世界上所有误会的一个办法吗？相信只要和麋鹿、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或古代爱尔兰秩序联系起来，设立“妇女援助组织”就不荒唐了吗？相信把一个网球锦标赛叫做“康格里默精英赛”一点也不滑稽、不古怪吗？这一切都是贫民阶层乐意相信的东西。比起中产阶级，他们显得更有趣。
——保罗·福塞尔《格调》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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