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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与一位军官的较量,主要表现身份焦虑。 由于“家庭”和学校生活的影响,参加工作后,“我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跟任何人说话,越来越深地龟缩进自己的角落里。在办公室上班时,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一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一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无名主人公更是无法摆脱身份焦虑,很难有身份认同,反而更加孤独,甚至因为无法认同他者而自惭形秽,深感不如他人:“我憎恨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从上到下,概莫能外,而且鄙视所有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似乎害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那时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时而鄙视他们,时而又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他深为苦恼的是:“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通过交往,也就是说通过他人来确认自己,因此,无名主人公这种孤独状况难以持久:“我时而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可时而又不仅要跟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恨不得和他们相互视为知己…有一次,我甚至跟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开始对他们登门拜访,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不过,这种友谊肯定没法长久,他很快就和同事们吵翻了,甚至见了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仿佛从此一刀两断了。这种尝试使得他更加小心谨慎,从此惯于“孤身独处”,并试图用读书这外来的感觉来抑制住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但是青年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堕落之中。 这种堕落更使他加倍难受,以致有一天夜间看见一群先生正在台球桌边挥舞着台球杆打架,其中的一位被人从窗户里推了出来。他竟羡慕起这位被推出窗外的先生来,于是走进这家小饭馆的台球室,因为挡了一位军官的路,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抓住他的双肩,把矮小的他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引发了他内心深处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他觉得这种对他的视若无睹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里,首先必须说明几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关键概念。 一是“身份”。鲍尔德温等人的《文化研究导论》认为:“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自主行动的权力,看做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的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2阿兰·德波顿在其《身份的焦虑》中更是明确指出,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 即本书所采用的的意义一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综上所述,可知“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或地位,描述的是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但更体现为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三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1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 “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闹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响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扉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肠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哈另一种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部的下人,面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鞋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民为本’的人那样呻吟。他那呻吟逐渐变成一种可情的、既下流而又恶毒的呻吟,而且整天整夜哼哼个没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哼哼绝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清楚,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刺激自己和刺激别人,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他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们是否把所有理性一脚踢开,让它烟消云散,唯一目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对数表全都见鬼去,以便让我们重新依照我们愚蠢的意志来生活!这倒还不算什么,但令人恼恨的是,他一定会找到一批追随者: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原因造成的,这原因简直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一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且,鬼才知道这一意愿是…“哈一哈一哈!要知道,这一意愿,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你们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的话。“科学发展至今,已经能够对人进行精确的解剖了,因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意愿和所谓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意愿、意志无法被精确的剖析,是科学无法预测的领域,倘若能够完全被预测,其就不能被称为人,没有意志,没有欲望,那还是什么人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比方说,就紧随巴克尔之后断言,人由于文明的熏陶,已变得温文尔雅,因此不再那么嗜血成性,好战嗜杀了。从逻辑上看,他似乎理应得出这一结论。然而,人是如此热衷于构建体系,热衷于抽象结论,因此会随时准备存心歪曲真理,随时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一个劲地维护自己的逻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暂时抛开意识;可以去憎恨,也可以去喜爱,只要不无所事事地枯坐着就行。到后天,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你就一定会开始自己蔑视自己,因为你明知故犯地欺骗自己。结果是:瞬间破灭的肥皂泡,还有惰怠。(一味的沉浸原始的感受与欲望,然而他们带来的愉悦也终是梦幻泡影,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在一瞬意识到自己的逃避,逃避本质,逃避思索,于是重又回到无所事事的怠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今,我完全明白了,由于自己那有加无已的虚荣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苛求,因而对自己不满到了极点,进而由不满发展为厌恶,于是,就在内心里把自已的看法强加给了每一个人。(苛求自己的人似乎无法做到真正的宽容他人,类似心理学上投射这一概念,将自己内在想否认的客观特征赋予到他人或他物身上,认为他人会这样想,他人会这样做,他人具有这样的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无非是一种正义行为;可是这耗子,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到了采取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这个不幸的耗子除了自己起先的卑劣以外,又在自己周围以问题和疑虑的形式制造了一大堆其他的卑劣;它给每个问题又加上了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由得在它周围积聚了一大片要命的、腐烂发臭的污泥浊水,最后,还有庄严地站在它周围、大声嘲笑它的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以审判者和独裁者的身份向它身上连声啐出的轻蔑。不用说,它只好挥一下自己的爪子,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象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偷偷摸摸,连它自己都不相信它有资格报复,更不相信它的报复会取得成功,而且它预先知道,由于它的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它在临死的时候又会重新回想起一切,并加上整个这段时间积攒的利息和……但是,正是在这种冷酷的、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故意把自己活埋在地下室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岁月中,在这种刻意营造,但毕竟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可疑的自己处境的走投无路中,在这种龟缩进自己内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天恨地中,在这种不断动摇,痛下决心,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原因造成的,这原因简直不值一提:这正是因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一一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人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但是连这也办不到。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思想发达的人(此外,尤其不幸的是他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所占份额的一半或四分之一就足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过我又算老几?——这一切人人在做,连疾病也有人在吹嘘,而我说不定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意争论;我的反驳是荒唐的。但是我依旧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态。我坚持这种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些事大家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我最清醒地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却偏要去做这种事呢?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作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冷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但是关于墙我们下面再说。)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它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已。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因为苦难便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虽然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意识是人最大的不幸,但是我知道,人喜欢意识,他不愿用任何的快乐来替换意识。比如说,意识就无限地高于二乘二。承认了二乘二之后,当然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不仅无事可做了,甚至连可以认知的东西也没有了。到那时,可做的一切,就是堵塞自己的五官,沉湎于潜思默想。而在意识的过程中,虽说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也可能无事可做,但至少有时还是可以责备一下自己的,而这毕竟能使人振作。即便是落后,毕竟胜于无所作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而生我的气,向我嚷嚷,向我跺脚,说什么“您说的是您一个人和您在地下室的那帮穷光蛋,因此不许您说‘我们大家’”。对不起,诸位,要知道,我并不是用大家二字为自己辩护。至于我本人,要知道,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你们都不敢实行一半的事发展到极端罢了,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成了明智,你们自欺欺人,并以此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多一些“活气”。请你们用心看看!要知道,我们甚至都不晓得,现在这活的东西在哪儿,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你们假如撇下我们不管,叫我们离开书本,我们就会立刻晕头转向,张皇失措——不知道加入哪一边,遵循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视什么了?我们甚至连做个人,做个拥有真正的、自己血肉之躯的人都感到累,并引以为耻,竭力想做一个从不曾有过的泛人。我们都是些死胎,而且生我们养我们的人早就不是那些有生气的父辈了,可我们却喜欢这样,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快,我们就会设法让观念把我们生出来。但是够了;我不想再写《地下室》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搔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要知道,比如说,十分自然,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为了满足我整个生命的官能,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思维能力只是我的整个生命官能的区区二十分之一。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漂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工人干完活以后起码能拿到钱,起码能去酒馆,然后进警察局——这就是他们一周要做的事。可是人能上哪儿去呢?起码每次在他达到诸如此类的目的的时候,他脸上总能看到一种尴尬。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受苦和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绝不会认为有一座大楼,里面有供贫苦居民居住的一个个房间,根据协议可以住一千年,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有牙医瓦根海姆在挂牌行医——我绝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最高愿望。把我的愿望消灭掉,把我的理想一扫光,看到你们有更好的东西,我就跟你们走。你们大概会说,不值得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既然这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们。我们在严肃地谈问题,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我惠予关注,我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你们。我有地下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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