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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

——钱穆《国史新论》

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

——钱穆《国史新论》

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纯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这一种意识形态，亦可由历史演变来说明。因中国古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颁布下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强中央统一之政治效能的。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持续，这一制度之实际效能，充分表现了。不论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渐酝酿出一种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观念来。

——钱穆《国史新论》

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以及新富人。

——钱穆《国史新论》

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许多的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钱穆《国史新论》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已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酮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国史新论》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カ，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在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地位。······第二，是中国社会绝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智识分子一问题上来。

——钱穆《国史新论》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之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

——钱穆《国史新论》

这一情形，却极像西洋史上蛮族人入侵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一段。而且那时印度佛教东来，宗教势力兴起，寺庙僧侣也掌握到社会上绝大一部分力量，为一辈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国史的，又有人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在西周与春秋，而在魏晋南北朝。

——钱穆《国史新论》

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世袭了。

——钱穆《国史新论》

依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士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

——钱穆《国史新论》

若就社会形态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之处，厥为同样显然有“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存在。然而此一形态，并非封建社会之主要特征。因希腊、罗马时代，同样有贵族、平民两个阶级，但那时并非封建社会。

——钱穆《国史新论》

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

——钱穆《国史新论》

哎！今天的中国社会，偏偏中国的道理不能讲，要讲就给人家笑骂，要逼的你特立独行，只有学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们至少要大家负起一些责任，隐恶而扬善，来转移风气。至少要使年轻人有条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这样，除了去外国，好像前面无路。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相传的戏剧，多只唱苏武，不唱张骞班超。张骞、班超当然也了不得，但是我们向来传统更重视苏武。因成功须受外在条件，际遇人人不同，无可学。若如苏武守节不屈，却是人人可学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际遇不可学，没有际遇的如孔子却该人人可学。所以司马迁《史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地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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