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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向往与崇拜，这可说是儒家精神。而道家如庄周，则认为“圣人”二字，便已容易引人入迷，容易叫人误想作圣人是高出于人人的一种超越外在。于是他高唱归真反朴，回于自然。因此中国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因此，道家不称他们的理想人为圣人，而改称为“真人”。儒家的圣人，人人可为，而道家的真人，则自然即是，为则失之。道家不仅认为理想政治应“无为”，即整个理想人生还是一“无为”。道家所谓“内圣外王”，乃以一理想的无为人格来领导理想的无为政治。一切有为，皆从无为出，皆须从无为上建体。以“无为”之体，发生“有为”之用。那种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道家理想中，不该冲出大圆外线，不该破坏此一大圆形。多角放射，应该回向此圆形中心，应该包括涵盖在此大圆形之内。
——钱穆《国史新论》
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
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渲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汉人那样醇朴厚重，也不像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的，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书生式的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
——钱穆《国史新论》
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个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
——钱穆《国史新论》
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智识分子一特点。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智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研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智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智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钱穆《国史新论》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钱穆《国史新论》
教育重在教人、但尤重在教其人之能自得师。最高的教育理想，不专在教其人之所不知不能，更要乃在教其人之本所知本所能。...近代有国民教育，则是教人以一种狭义的国家民族观，亦将把人类各自分歧。又称公民教育，乃教导其各为一国家之公民而止。在共产主义下，则惟有阶级教育，所教必限于无产阶级。又有职业教育，此乃一种市场教育。乃生活所需，非生命所在。凡此种种，皆是有类之教。其教有类，乃是人各分类。
——钱穆《国史新论》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 我很喜欢＂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钱穆《国史新论》
若就我所提此“时代人”之一名辞而言，其普通意义，则人人该是一时代人。生在这时代，便是此时代人，谁也逃不脱。以前的读书人，谁也须做八股，应科举。近十年来的妇女界，谁也得穿尖头鞋。鞋不尖头，在鞋铺中已绝迹难找。但做一时代人须知能适可而止最好，不要太热中。祖母的摩登，给她孙女儿见了会恶心作呕。人不百年，而在此百年之内，时代不知会变几多次。最忌是做时代人中之尖儿顶儿，锋头太健，反而对己对人，有损无益。如做一个时代著名的交际花，便会伤害她做一社会妇女之职责。点中了状元，反不如进士、举人、秀才，他们将来的地位可高可低，他们将来的事业可大可小，转可以随量贡献，易有成就。对社会总可有些好处。点中了状元，他的活动范围转狭了，要对社会有贡献转难了。《易经》上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上爻，总是多音多悔。《乾》卦上九，“亢龙有悔”，那正是指时代人物言。若圣贤进德修业，
——钱穆《人生十论》
中国人只提倡谦虚和合，绝不教人心满意足，大胆做人。“骄”字是中国人一向要人警戒的。西方人生重在每件事要求有成功。但一番成功，便易引起一分骄心。西方社会是一个商业传统的社会，今天的商业广告，每件商品他们都自称自满，骄态十足。亦教人买得，便能对己满足，对人骄傲。没有自谦，说他商品还有缺点的。所以西方人易生骄傲，不懂谦虚。希腊罗马若懂谦虚，不自满足，便不易快速亡国。近代的西方人，若懂得谦虚，以和相处，亦不会连着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的美国人，当然他是今天世界第一大强国，真像可以为所欲为，要怎样就怎样，便产生了一个骄傲心，这一心理就几十年来害了美国人。韩战、越战美国人两次都失败，便害在这一“骄”字上。
——钱穆《人生十论》
但我们更应该说，电脑绝非是人的文化脑。倘要把电箭来代替人的文化脑，如欲用机器人来代替真人，而不知其间的差别，这又将是他日的一大错误。 再说如记忆吧，你的脑子记不清，写一行两行字，便记住了。那一行两行字，也是你的生命工具，也是你的文化脑。而且那一行两行字，不仅替你记忆，也还能替一切人记忆。一切人看见此一行两行字，便都会记起那一行两行字中之所记，所以那一行两行字，也便变成了千万人之公脑了。千万人之公脑，又能变成一个人的私脑。如人走进图书馆，千万人所记，随手翻阅，都可记上他，心来。这便是语言文字之功，也即是那一张嘴的功。
——钱穆《人生十论》
因此，人类之追求自由，则只有逐步向前那一条大路，由肉身我自然情状的生活进一步到达于社会我社会情状的生活，而更进一步，到达于精神我道德情状的生活，才始获得了我之人格的内在德性的真实最高的自由。我们却不该老封闭在社会关系中讨自由，我们更不该从社会关系中想抽身退出，回到自然情状中去讨自由。更不该连自然情状与这肉身之我也想抛弃，而幻想抽身到神仙境界与天堂乐园中去讨自由。
——钱穆《人生十论》
孔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此为随时可死，随地可死。而此种随时随地的可死，则并非自然的死，而是道义的死。自然的随时随地可死，是命。人道之随时随地可死，是义。君子把一切外面的命，全化成自我一己之义。小人把一切自我一己之义，全推诿在外面的命上。因此他时时怕死，而依然时时会死。正因为小人之生，永不会完成，所以他时时怕死，而死亦时时来催促他，提醒他。君子时时尽其职责，人生随时完成，所以不怕死，而死之对他亦无威胁，所以能视死如归。
——钱穆《人生十论》
我在小孩時，便聽人講，中國人重男輕女。這句話直到現在還有人講。我真不知道這句話是從何講起。試問我們從來的中國人，是不是只看重父親，不看重母親的？又是不是只看重兄弟，不看重姊妹的？照中國人講法，男人女人同是人，夫婦父母兄弟姊妹同是一家人，大家相親相愛，這纔叫做齊家。如何來做夫做婦，做父做母，做子做女，做兄做弟，做姊做妹，這則是修身。我想全世界人，沒有像中國人這般看重女性的。舉一個證據，你拿一部二十五史來看，中間講到女性的有多少。我想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而那些女性，絕大部分都不牽涉到政治事業。這是全世界其他各國歷史記載中所絕對沒有的。
——钱穆《人生十论》
我的题目叫做中国人生哲学。这个题目，是院方指定要我讲的。我认为中国并无所谓哲学，哲学是西洋人的一种学问，我们翻译过来称之为哲学。中国并无像西方般的哲学，只能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恩想的方法道路，一切同西洋人所谓哲学思想并不同。所以不能说中国有暂学。倘使说中国有暂学，只是比较偏于人生方面的。倘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讲，应说我是来讲中国古人所讲的一些做人道理。但不如依照院方指定用人生哲学四字比较通俗，亦不会引起人反对。
——钱穆《人生十论》
西方人有一句名言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说自由比生命还重要。但什么是自由呢？就中国字义解释，由我作主的是自由，不由我作主的便是不自由。试问若事事不由我作主，那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价值可言？但若事事要由我作主，那样的人生，在外面形势上，实也不许可。在外面形势上不许可的事，而我们偏要如此做，那会使人生陷入罪恶。所以西方人又说：自由自由，许多罪恶，将假汝之名以行。可知人生不获自由是苦痛，而尽要自由，又成为罪恶，则仍是一苦痛。然则那样的自由，才是我们所该要求的，而又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呢？换言之，人生自由之内容是什么，人生自由之分际在那里呢？我们该如何来获得我们应有的自由呢？
——钱穆《人生十论》
在中国人心里，这一理论，沉浸得够深够透的。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却想自己死后还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痕迹，这一痕迹便是名。忠臣孝子，全只是一个名。名是他的生前之全人格在别人心里所发生的反映与所保留的痕迹。古人又云，盖棺论定。
——钱穆《人生十论》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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