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时，他这样写道：“于是，突然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却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 .... 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他那时候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之后，他又结了婚。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拥有的智力和意志，仿佛在逼迫他们走向地狱，智力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当它们试图向善时，它们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知道，即使面对着今日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继续充满希望。兴许，他还会想（这一思想，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小说和他的书信中），俄罗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牺牲，而这一牺牲，兴许还有助于拯救欧洲的其他国家，拯救人类的其他民族。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尽管在这里基里洛夫显得极端蔑视宗教，但是请你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这一形象时，始终在幻想为拯救人类而不得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如果说基督必须受难，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而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去死吗？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它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所认为的超人是有区别的——的格言是“变得无情”，这一格言常常被人引用，却也常常被人歪曲，那么，他要表现的这一无情，不是针对别人的，而是针对自己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思想不行动，但它促使行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奇怪的角色分工，这一令人不安的关系，这一隐秘的默契，一方面，是一个思想着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前者的启迪下代替他行动的人。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艺术家和行动家来说，超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决了的。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提出之后找不到答案时，或者说，问题提出后迟迟没有等到答案时，焦虑便开始了。会思考、会想象却不行动的人，是在毒害自己。我愿意在此再一次为你们援引威廉·布莱克的话：“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害死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想在此提一提长久以来一直表达出了人类持久焦虑的问题，我想这并没有怎么偏离我的话题吧。有这样一些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到哪里去？他在诞生之前是什么？他在死亡之后又成为了什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真理？”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真理是什么？”但是，自尼采起，从尼采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提了出来，那是一个与其他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与其说，它嫁接在那些问题之上，还不如说，它扰乱了并取代了那些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了他的焦虑，它令尼采焦虑得发狂。这个问题，就是：“人能做什么？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忧虑，即人原本可能是别的东西，原本可能更强，现在也还可以更强，但人可耻地停歇在了第一阶段，丝毫没有考虑到臻于完美。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很愿意感叹一番：“假如我不能时刻意识到永生，那么这种永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永生可以从现在起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一旦我们同意自我死亡，同意自我放弃，我们就经历了它，我们就立即在永恒中得到复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这一点他并未明说，但有所暗示。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会嫉妒吗？——这么说我也许走得太远了——至少应在这儿再做一些修改。可以说，他们在嫉妒中只认识到痛苦，一种未伴随着憎恨情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痛苦。如果说在《永恒的丈夫》中有什么仇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这种仇恨也被某种神秘而奇特的对情敌的爱所抵消、所制约。然而更经常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甚至没有痛苦。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首先让我们一起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人物都是多情种子。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于天性的复杂性，几乎都能同时经历多种爱情。另一个结果，或者说，从这一设定中引出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嫉妒的几无可能性。他们都不懂得嫉妒，都不可能变得嫉妒。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尤其在女性人物的性格中，有一种焦躁不安，对自身不稳定的预感。害怕自己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脾性，保持同一种决心，使得她们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张皇失措的突然之举。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兰西的主人公，如同高乃依所描绘的，在自己面前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榜样，他也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希望成为的他自己，他要努力成为的他自己，而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样，不是他听任自便就能成为的那个样。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的多数行为并不是听从我们意愿的驱动，而是出于一种需要，去模仿我们自己，在未来中打上过去的烙印。我们为线条的连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是说真诚）。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以上列举的小说之间，在他的小说与托尔斯泰或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着可以存在于一幅画与一个全景之间的一切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它们没有影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面对两种选择：或复仇，或认错而道歉，西方人总认为后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胆小的表现……西方人有一种倾向，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当作性格之一。固然，他们总是避免自己出错，但一旦犯了错，最令他们恼火的便是该去认错。俄罗斯人正相反，他们时刻准备着忏悔自己的过错——即使面对自己的敌人——时刻准备着自责、自贬。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尼采的即时的和深刻的反应，是嫉妒，我恐怕必须这样说。如果不考虑到这一感情，人们可能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尼采嫉妒基督，甚至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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