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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一方面，信奉宗教仍然是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宗教不再是全民共享的世界观，宗教语言也不再是社会通用的语言。这样一个世俗社会具有高度的多元性，不同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原则交叠在一起。正统宗教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处在另一个极端。因此，“世俗时代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叉压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解释说：事物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必须针对一个背景而言，他称之为“视域”（horizon)或“框架”（framework)。这个背景框架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given),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视域”(inescapable hori--zon)[11。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背景的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与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整性”，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如果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这也是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理解：“我在策略上犯错，我在道德上犯错，我屈而跪去杆悔，求上帝宽恕我。”而“上帝并不是根据单独的事件或我们所犯的单独错误，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为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宪政文化”，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来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间题。宪政爱国主义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能包括“羞耻，出于正义的愤怒（或民主的义愤）以及内疚感”等。但它诉诸的情感常常是认知依赖的。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清明”是什幺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幺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相反，他试图揭示，通常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分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他首先将学术（也就是德语所称的“精神科学”）界定为“理性化和理智化”的工作，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理解和传统认知。比如，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理智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再比如，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幺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然而，世界的祛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幺无助，多幺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幺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这些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与同的与可能值价我们是谁？无数的“我”何以形成“我们”？这是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也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政治整合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享廷顿在2005年5月出版了一部新着一问题进是美国人？》，触及了美国在认同问题上的困惑与迷失。亨廷顿元所关注的是美国的移民问题，主要是大量来自南美的西班牙裔移民。具体在他看来，由于这些移民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组带，难以汇入美国践。伯的大炉”，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以至于美国对“谁是美国人”这一民族认同问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有反额自己的主张很明确，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而又室的不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苏格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身利益而不敢触及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 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代表的偏颇与狭隘之处。也不哲学大概就是说了一通，拓宽了你思维的边界，然而还是无法解决你的困惑，它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不会非黑即白，只是尽可能拓宽黑白的边界，让灰色地带更多，让我们穷尽了商谈与的对话的可能性，能够达到最大的共识。能够觉得自己的牺牲降到了最小，然而牺牲还是在那里没变，只是你自己觉得更宽心了而已。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大约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泰勒认为包括下述四个相互关联的原则：首先是一种信念，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的思考都应当始于个人，而社会应当为个人之间的互惠利益而存在。这种“个人先在于社会”的信念拒绝了前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当他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之中，才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道德行动者”，而新的信念期许“一个人可以外在于社会而成为一个完全胜任的人类主体”。其次，现代政治制度的出现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预先存在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人。政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使得个人为相互利益服务，促进交换和繁荣。因此，政治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是理解的政治社会目标不同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人与超验秩序的联系。第三，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个人首先被理解为权利的自主承担者，在塑造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中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第四，平等地向所有个体确保他们的权利、自由和互惠利益。[5]这四个原则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而新的“现代社会想象”支持这些原则，并赋予它们实践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于个体（而不是基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合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泰勒想说的是，对永恒的渴望反映出一种伦理见解：死亡颠覆了意义，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对失去亲人至爱的“未亡人”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来守护他们在与死者的关系中所建立的意义，葬礼的本意就在于此。而守护意义的重要方式是将死者与某种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灵魂不朽”或“复活的希望”等都被全然否定或者存疑，永恒感就破灭了。这会生出某种空虚感，某种深刻的困窘不安。通过谈论死亡，泰勒试图表明“我们的时代还远不是一个可以落实在自满的无神论的时代。动荡将持续不断地浮现”。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并不是表面的。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亲缘性：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 “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 “解放与压抑” 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来临之际，他退缩了，开始向他曾强烈抨击的现实妥协，并试图用各种托词劝说妻子放弃革命——“巴黎” 太过冒险，而且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终，“巴黎” 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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