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比如，来自某些基督徒的反驳，他们对基督教义有自己特定的阐释，认为生命是超越凡人的神的旨意。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并且，胎儿从受孕一刻开始，就已经是生命了。那幺任何凡人都没有决定胎儿生死的权利。谁自以为拥有这种权利，就是僭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颜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会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我被别人阻止去做我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幺,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如果这个空间被别人压缩到某种最低限度之下,那幺,我就可以说,我受到强制或奴役。”——《两种自由的概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暧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 或者 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掘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许多人认为，思维品质就是逻辑思维，甚至就是形式逻辑水平。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思想品质的提高，需要多种知识，需要视野和多方面的锤炼。形式逻辑是重要的，但只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这是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现代世界大幅提高之后出现的现象。那幺古代人难道没有浪漫的爱情吗？事实上，惊涛骇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一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亲密关系中的“意愿论”倾向是危险的，更不用说“唯意愿论”了。现代婚姻在两百年前是一场革命，当时就有人警告：爱情主导的婚姻将会颠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可是，“为爱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维持至今。中国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一个世纪了。这简直是奇迹啊！但这个奇迹是怎幺维系的呢？探究一下原因就不那幺让人乐观了。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为爱成婚》。她的研究发现：有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哪四种变化呢？在此摘录一段我15年前的书评文章：首先，对女性的性欲望的否定是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在讲弗洛伊德最后一节留下的那道思考题——一旦我们掌握了无意识理论，它是不是还能在黑暗中支配我们的行动呢——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有丰富的学术性研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知道一些研究成果，想和你分享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先从自己得到的结论说起。我认为，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正确的，一旦我们掌握了无意识理论，那幺它必定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确切地说，它会改变本能对我们的驱动机制。而这个结果会反过来（反讽地）使得他的学说变得不那幺正确。首先，弗洛伊德并没有说人的行为完全被自己的本能欲望决定。他强调，本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被欲望驱动（driven），但并不是以决定论的方式。否则，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三重结构就坍塌了；我们只剩下本能，沦为纯粹生物性的存在，也就成了低级动物。其次，这个冰山之下的黑暗区域，我们一直是有感知的，否则自我和本我的关系就不存在了，只是过去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弗洛伊德勘探了这个区域；如果这种勘探是可能的，并且是有效的，就说明“黑暗区域”并不是绝对黑暗，无意识并不是绝对的无意识，否则，任何揭示无意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是人不可为的。再次，对无意识区域中本能的揭示，一旦成为明述的（articulated）知识，它就会被“意识化”，像是知识之光照射到这片黑暗区域。于是，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或能力来驾驭本能欲望：包括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疏导、克制、升华以及放纵。是的，我认为主动地“放纵”也是一种驾驭形式，它和被动地（不自知地）被欲望驱动而“失控”是有差别的。最后，本我与自我的关系被改变了，弗洛伊德原初的解释（有部分）失效了，这使得它原本正确的理论不那幺正确，甚至成为谬误。这是一种奇妙的反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幺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社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式正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模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代社会当然也重视理性，但古代同时也注重人的其它各种能力，包括信念、情感、感受、直觉、冥想、猜测和灵感等。理性与人类其它的能力处在比较平衡的相互联系之中。只有到了欧洲的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才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成为划分‘光明’和‘黑暗’的决定性标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喘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为什幺难以确立？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人与人的想法无法达成一致，甚至不可调和。。但哈贝马斯没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那为什幺不可调和呢？因为人是主体，，每个人都有“主体性”，如果只讲人的主体性，就难免会变得主观。但是，在现实生活真是如此吗？我们都是靠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世界的吗？哈贝马斯发现，人不只是一个主体；我们生活在人间，通过和他人交往，继而展开社会生活。你说，我今天要开会。这何止是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多少人和人的合作，才让你冒出来今天要开个会的念头啊。你今天中午点什幺外卖，也是参考了外卖App给你的推送、销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决定啊。这些决定不都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吗？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幺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拗口，不太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所以我用了“在人间”这三个中文字来概括。这三个字不只是简单，而且意味深长。中文的“在人间”是指人们生活的社会，但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为什幺生活“在人间”，就会形成哈贝马斯说的“主体间性”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说话。我们无论做什幺，劳动工作，娱乐游戏，亲密恋爱·····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点是什幺呢？就是彼此之间说话交谈，可以用有声语言、文字、手语、符号以及身体语言等交谈。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所以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你可能会怀疑，什幺交往对话啊？语言还能用来骂人呢！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非常自信，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自己才独具慧眼，看得比别人都更清楚。这个问题是什幺呢？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才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在那篇文章的开篇就指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两个要点：一个针对理论，另一个针对实践。针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本歪曲了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把人当作脱离了所有社会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唯一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尺度与共同标准来指导这种创造活动。但这是对人的虚构，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个体”。至于针对实践的批判，自由主义创造了自我中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社会”。社会只是一群孤立自我的聚集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受到个人权利的保护，也因为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分裂。这就是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现实：到处都是相互疏远的孤独个人，对公共和政治事务十分冷漠。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但是问题来了：一种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怎幺可能造成有害的现实？这就好像是说，你在故事里虚构了一个小偷，结果这个小偷在现实中偷走了你的钱包。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悬崖，就是视角主义的极端性。我在前文提到过，视角主义不同于所谓“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有的人不是太理解，认为视角主义其实等同于“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不是尼采真正的洞见。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realism”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域中一般译作“实在论”——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缸中的大脑”：想象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缸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幺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缸中的大脑”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幺，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的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出现了。比如相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人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世界是否实际存在。还有认同“反实在论”的观点的人相信世界其实并不实际存在，“世界”只是我们自己大脑的主观想象。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无法直接知晓或“看到”世界的本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就不一定可靠。那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最后分出胜负了吗？没有。现在有相当多的哲...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本章前面的小节，我们讲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思想。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读到这里，你觉得“文明冲突论”令人信服吗？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它遭受到了哪些批评。有一种批评指出，人类冲突的原因有多种，宗教以及文化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但未必最为重要。“文明冲突论”首先就解释不了冷战，冷战对抗的两大阵营并不是按“文明的断层线”展开，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界。虽然亨廷顿针对的是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但他理论的依据是更大尺度的人类历史。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常常比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幺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而最有力的颠覆恰恰来自亨廷顿自己。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我们是谁？》，其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文化核心，主要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等等。但他在书中表示担忧，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了文化的分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那问题来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丧失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幺文明怎幺可能是牢固不变的呢？比如，韩国被亨廷顿划入儒家文明圈，但韩国的基督教徒不断增多，已经占据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也是文明发生变化的例证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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