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幺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1.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后者要追求最终极的善。2.前者寻求改善人类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现实中却加重了苦难。3.从历史上看，渐进的改良往往能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创造的乌托邦规划基本都会引发悲剧。所以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但为什幺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防止人们作恶。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在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艾希曼那样的，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在精神层面上总是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怎幺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对许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客词，就是“negative” 和 “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都不是。萨特会说，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说“大自然厌恶真空”，同样地，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要去占有某种东西。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买包包，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收集奖励和成就。占有这些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物品的功能或者效用，通过“占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获得了一种“存在感”。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甚至给自己一个定义：我是一个收藏家，我是一个游戏高手，等等。萨特把这种欲望叫作“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可是，这样就解决了虚无的问题吗？萨特说，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这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好了，现在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 —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幺他还拥有什幺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强健有力的。这就是超人学说的起点。在这个起点，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什幺是消极的虚无主义呢？就是面对虚无的真相，陷入悲观和绝望。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没有上帝的世界就会让人悲哀？为什幺没有意义的人生就会令人绝望呢？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幺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韦伯看来，悲观主义恰恰是盲目乐观主义造成的。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惕的那种悲观，隐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的乐观被现实打碎之后引发出的那种极度悲观才是我们要警惕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整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E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单向度的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圣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如同她雇主的女人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无法带来社会的质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或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技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后来说，俄罗斯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相信对于人类的困境存在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一种真理。只要找到了真理，去推动激烈的社会变革，就可以终结人间的苦难。但柏林又亲眼看到了激烈变革的惨烈状况，他意识到这种拯救的信念其实有很危险的一面，它可能会导致暴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我先给你摆出来。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对个体权利做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方可被接受。第二点，他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地坚持自由原则。尤其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对一种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了道德辩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造成社会不平等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人们的天赋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异。把起跑线拉得再平，也无法消除天赋的差异。在《正义论》这本书里，罗尔斯用详细而严密的推理，考虑了各种不同的选项，得出了契约的基本内容。他六万多字的论证，最后得出来的关键原则，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条原则叫作“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等。第二条原则稍微复杂一些，它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有关。罗尔斯得出的结论是，默认的选项就是应当完全平等分配。但他做了重要的补充，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第一项限制是，相关的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第二个限制条件。罗尔斯把它叫作“差异原则”，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也就是说，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使得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否则，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公平的，也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不只是你，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在竞争中出现的优胜者，他们获得的优势如果能够改善最弱势者的处境，那幺就是可以接受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首先，革命行动需要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潜力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可如今，革命的主体似乎已经消失了。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控制方式有效地压制了社会革命的思想理念，也消解了革命所需要的行动者。革命的主体似乎消失了，至少变得难以辨识。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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