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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借用了黑格i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这里的极权不是集中权力的意思,它的英文是“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一种无所不包的总体性,“totality”。在西方思想界,极权主义原本特指纳粹那样的恐怖统治。马尔库塞作为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应该非常了解美国与纳粹德国的区别;资本主义让你享受舒适的生活,特别是满足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收买了你,换取了你的服从。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收买了,就心甘情愿地被它支配和操纵。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拿手提包举个例子,从功能上说,我们有大概十几种手提包也就够用了,但市场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手提包。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 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猜想—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理解了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后,你会发现,即使是在科学的领域,理性所能达到的“正确”也只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当波普尔把这个思考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他更为基本的哲学思想,叫作“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这个术语看上去有点高深,其实并不难懂,简单地说包含两句话:“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 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e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 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农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想,日用品本来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可美国超市给我的体验呢,是我本来不知道我有这种需求,而在看到这些商品之后才产生了需求。也就是说,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 这时,我也就突然领悟了马尔库塞发明的一个术语,“虚假的需求”。 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拿手提包举个例子,从功能上说,我们有大概十几种手提包也就够用了,但市场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手提包。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价值一元论究竟错在哪里呢? 伯林拿出了杀手锏,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又译为“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这是什幺意思呢?所谓“不可公度”,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地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 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你不能说,自由是0.5份的平等,正义是1.5份的仁慈。一种价值有它独立的内涵,不能被换算为其它价值。你不能说实现了自由其实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它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 因为多元价值之间不可公度,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多种价值,这个时候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件大事就是探究观念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这和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哈耶克有相通的一面。所以,有些学者把他们都归入一个共同的思想群落,叫作“冷战自由派”。这个思想群落还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等。但这个标签并不是他们自封的名称,而是后世研究者赋予他们的。 “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归纳理论—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学友:对物质的追求和改善生活条件是人工作劳动的动力,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意味。在资本主义没有出现之前,人也是在通过劳动换取生存资源,而且人的平均寿命和幸福指数并没有比现在更高。很难说服我相信现在的劳作辛苦就是异化的、与人性对立的。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和改造世界换取生存资源,也不是因为享受劳动而劳动的。这是否意味着,“异化”从来都存在呢? 刘擎:你说得对,人类在前现代社会的劳动并不是“为享受劳动而劳动”,因此也存在普遍的异化。但指出这一点并没有构成对马尔库塞的反驳,因为他的观点并不是“过去好、现在坏”。他的问题意识在于:当人类已经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技术文明进步之后,为什幺人们还无法摆脱(始终没有减少)劳动的异化状态,而是陷入了一种新的异化形态? 就你的提问方式而言,问题在于对“生存资源”这个概念的理解。 如果尝试模拟一场你与马尔库塞之间的辩论,可能会是这样的: 什幺是“生存资源”呢?马尔库塞可能会说:真正的温饱和居住需要,是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被视为“生存资源”。但(比如)几百种品牌的化妆品也是“生存资源”吗? 你可以争辩说,化妆品是“生存资源”啊,因为人类对“生存基本水平”的理解是不断上升的。 但他会反驳说,你误用了“生存”这个词。几百种品牌的化妆品并不是人们“真实的需求”,而是由资本逻辑驱动的、通过广告等手段植入人们意识的“虚假需求”。 你可能回应说:“真实”还是“虚假”凭什幺由你说了算?难道不是应该由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吗? …… 这个辩论还可以持续很久。“你”与“马尔库塞”之间的争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也不会草草了断,决出一名“胜利者”。 我们也可以再想一想:凡是自己感到的需求就都是真实需求吗?我们自身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功用在于深入地理解现实,去“讲通”现实世界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 有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的大历史三部曲非常有名。在《今日简史》中,他写下了这幺一段话: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 赫拉利的意思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故事: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法西斯主义被淘汰了,只剩下两种故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自由主义。而到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故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在今天,自由主义这个故事似乎也讲不下去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这种理性并不是杜撰。哈贝马斯借助大量的语言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并且论证交往理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论证过程,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讲解,但请你注意这个术语。 如果说哈贝马斯为“韦伯难题”找到了解药,那“交往理性”就是这个药的名字。 那幺,这副解药能有什幺疗效呢?哈贝马斯发现,“交往理性”,也就是好好说话这件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的著作那幺深奥晦涩,为什幺还能吸引无数不同领域的学者来研读探讨?因为他的理论意义重大。 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韦伯难题”真的有了应对的出路。人类的现代生活,不会因为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而注定陷入“诸神之争”的命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但韦伯援用休谟的这个洞见,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局限造成的困境。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就能确立道德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也就能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人类理想,面对不同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科学对此很难有所作为。而且善和美之间也没有统一性。韦伯说过,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在上一节提到,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也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注意,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 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 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 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其实我想和你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具有多个方面,涵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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