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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那么，《世说新语》书名中的“世说”两字，其字面意义应该是“世间众说”，亦即“关于人世生活的各种道理的解说”。当然这里的“解说”并不是抽象的论析，它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呈现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基础虽然是“纂辑旧文”，但是对原始资料并非无准则地收录和随意地汇辑，而是经过一定的选择、修饰，重新整理编排而成的，所以它能够成为一部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著作。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谓王日：“支道林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載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道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超、殷浩、孙绰、许恂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条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道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道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干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这在有些人纯然是一种精神症状，起因是受社会奖励的刺激。但在有些人，却还是有利益目标的。这就是对老百姓做愚化教育，使之忘却自我，顺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但这种愚化教育本身又带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道德超乎常情常理时，它本身已经是不可信、不可行，因而是虚假的了，结果只能是社会真实道德水准的下降。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从哲理的高度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这两组原本对立的概念结合成一体的是玄学主要创始者之一的王弼，他的方法是用老庄的思想与语汇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强调儒家“圣人”的行为准则以及他们所订立的礼法规则，是从因顺事物的自然本性出发的，所以人的道徳行为应该是其本性的一种自然表露。譬如“自然亲爱为孝”。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名教的核心是维护群体伦理的规则，其作用在于抑制个人的欲望，引导个人意志使之顺合于群体伦理的要求。而自东汉末以来个重要的思想变化就是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对个人自由、尊严与生活欲望给予必要的尊重，这和本来的名教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在儒与道之间，形成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理论系统。前者主要强调事物的规定性与秩序（它的背后就是以理念来规范事实的理想），后者则更多地重视事物的自然本性与可变性，尤其在庄子的思想里，它还更多地指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贤媛》9）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一条记谢安夫人刘氏之事：谢安欲立姬妾，让小辈婉言劝告刘夫人，说《诗经》中《关雎》《螽斯》诸篇均赞美不妒之德，那可是圣人的教诲！刘夫人乃问：“谁撰诗？”答：“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互相包庇）；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曹魏政权丧于司马懿，及至晋室东渡，先后有王敦、桓温，皆是曹操一流的枭雄。王、桓谋帝业不就，有叛逆之名，然而《世说》所载二人故事，每每称赏其豪爽气概，表明世人对他们虽有诟责，同时又不乏爱惜和敬重。“英雄行为的正当与否及创业的成败是另一回事，他们在世间演示了快意的人生，这终究是令人感动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土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性、智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在虚无中人们体会到自由，然而虚无的自由却并不是人有力量承担的东西。从个体来说，虚无的自由意味着价值和意义的取消。彷徨于渺无边的“无何有之乡”而无所附着的生命是荒凉的，因而走入虚无的狂欢随即转为悲凉。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对这两句简单的诗，阮孚作出了异常热烈的赞美：它的意境深广清幽（水广日泓，山高日峰），难以言说；每次读到它，就有一种超越的感觉（神指精神，形指身体。这里神形并举，意指生命整体）。单就诗而言，“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真是说不上有多么高妙，但是它包含着哲理性的内涵，并引出种延伸的思考：没有一棵树是安静的，没有一条河会停止流动，整个世界都处于无穷的迁变中，人为之痴迷、竭力追求的世俗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阮孚正是沿着这种哲理来思考人生，才格外感叹诗意的深邃和动人。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人是一种天然矛盾的生物 个个体生命在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是渺小的，他的一切意愿都有可能被周围的力量所限制；但在精神上，人却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自我”这一意识其实就是世界中心的意识，这也正是刘伶和阮籍“大人先生”的形象所要表达的东西。《酒德颂》所寄的“意气”，就是这种精神无限扩张的欲望。而酒之为“德”，则在于它是帮助人遗弃世俗、进入无限扩张的精神世界的途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魏晋人从老庄出发寻求超越的境界，由此他们改变了传统上对酒的警戒与慎。像魏晋时代那样，酒放肆地倾泻内心的悲欢，表现自由的、纵情适意的生活态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酒把人的欲望与情感从理性的拘禁和社会规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命的状态于是变得活跃而热烈；但与此同时，酒也使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唤起对自身命运和社会现状的忧思与慨叹。凡此种种，使得饮酒这一行为容纳了丰富的文化含义。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这说得很有意思，却又不尽然。本来士大夫的生活是向着享乐和松散的一面变化，而由于服散，衣着和行止上需要有所适应，遂两相煽动，使传统礼仪更难遵守，风气于是大为改观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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