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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中国太大了,在很多方面,这里同北京、西安、四川竟可说是两个民族。加一点夸张和溢美,西北像罗马,东南像迦太基。难怪从东南考到北京的青少年,对首都之为“政治中心”的那种气氛往往膛目结舌。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他比我更肯干,更人世。他的哲学是:人都为自己打算,但应该靠能力求取享受,不应损害他人。是的,连商人也说:做买卖的首要之事就是了解你的顾客的“哲学”。一点点抽象的原则、愿望,就能把人和人联系起来,区分开来。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虽洒了DDT,清晨还是被跳蚤咬了几口;不过在身上的星图上添几颗新星,无妨深睡。出门在外,像狼一样忍受饥渴寒冷,像马一样忍受疲劳困倦,唯蚊虫臭味两项,原不能惯,而今对虫咬也怕得少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不习惯同某些人群相处,主要是由于“教养”不同;这些教养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却分割了人群,还让一些人沾沾自得呢。一路上,的确有些人不很令人愉快,然而,绝大多数人心眼儿好,坦率大方,乐于助人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由于给了新政策,or better,由于少给了好多坏政策,广东福建沿海一带脱贫的速度真是很快。中国人实在穷得太久了,这个民族原配得上一种更像样的生活。把这么勤劳肯干的民族弄得这么穷,可见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我粗粗一想,世界上好像只有欧洲文化和儒家文化以发奋图强为要旨,结果也只有这两批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昌盛不衰。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运气很糟,尤其是和西方碰撞的时机不对,如果欧洲人是在康熙时候侵犯中国,中西之间必能保持相当的平衡;民族自尊心不垮掉,再加上康熙的通达大度,多半会对西方的种种兼容并蓄。邓公个子小,心怀倒大,这样向外界开放,没有内在的自信是办不到的。唯对自己的长处有踏实的信心,才能多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味看别人短处的,不消说,必是小家子气里闷出来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爱大海啊,爱它那不息的运动,无尽的纯朴,爱它那高贵的色调和博大的疆域。躺在岸边同倚在船舷,感受又不相同。尤其此时,海上海边更无一人,似乎大海要把它那原始的雍容展现给我。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Heidegger[海德格尔]说,人生存在未来中。这种人恐怕太坚强了。那么,沉湎于往事的心灵,诚是些柔弱的心灵!像1968年1969年,情窦初开,学着刚强,其实是个孩子。这段惆怅不去,就永远是个孩子。都讲外柔内刚,是见了柔的弱处,不提柔的强韧。性格要刚,却何必要刚硬的内心?心柔,就又体贴到那无际绵延的爱和烦。人还活着,总还对世界有所留恋,世界却一无所谓,所以怀抱对世界之爱就总有一种失恋的感受。在那种饱满的伤感中也不是没有欢欣,那种隐秘的对生之欣喜,为能爱而欣喜。而那就是生本身了,那一切欢欣与烦恼的源泉。贴近这生的本身,我们就爱又何妨,可笑又何妨,哭又何妨呢!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老年人无能,青年人无聊,不知还有什么能让这个老大民族振奋起来。不过,中国人的哲学是只要能混下去就行,就连建功立业,也混称为“混得不错”。于是就混。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赶回汽车站。车上几台录音机播出“黄色小调”,交响震彻车厢,青年男女,搂作一团。在中央首长眼里,半座贵阳的青年可谓流氓,正如半座北京的青年可曰反革命。他们当然不妨碍我,靡靡之音也比红色样板音乐来得顺耳些哩。不过我们也无共同语言。现代以来,已无所谓绝对的标准:信仰、品级、理性、经典坐标系,统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成都的姑娘很漂亮、发育完好,讲究衣着。宽平脸盘,大眼晴,白皮肤(盖夏天多阴天少日晒而冬季无风)。看上去却不如西安的姑娘正派,小小年纪,便花枝招展,拿姿作态,像要训练将来做姨太太似的。后蜀遗风吧,整个城市有一点腐化的气息。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上午到草堂。全不同于想象,毫无唐代遗风,倒更像清朝的园林。连柴门也是朱漆门柱,茅屋上也是青瓦檐顶。到处是后人所题的景仰之词,热热闹闹,多是达官贵人所题吧。当年杜陵老叟却是独自过着布衾冷似铁的日子。一个人的身后名声和这个人生前的日子经常是那样不相称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我说,鲁迅的文章自然是好的,但立意常有卖弄偏颇之处,有时也带累了文格。例如去看人家的婴儿,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算什么聪明呢?是境是情,知有可言知有不可言,是为知。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凭白丢了十块钱,闷闷下山,一面反省自己性格里争强好胜的那些因素。底下还要走几十天,把错误犯在前头总比犯在后头好一点,因为可以买个教训。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这里的村镇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虽经剧烈的改造,仍随处可见其特色的文化。……人们知道本地的名人,对他们的家世和成就如数家珍,以他们为自豪。我们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但这也是说,我们有太多可以追求的,太少可以守护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一路上,人们常问我,一人出门,不寂寞吗?从买卖兴隆、拥挤喧嚣、体臭熏人的感情仿制品商店脱身,落入寂寞与孤独,自当庆幸;即使身处真情实意之中,人也该有一个机会出离他处熟的环境,中止不断重复的话语,在寂寞中同自己交流,从沉默的方面把生活再体会一遍。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溜达,接续着古拜经台上的思绪。悟得一切皆空抑或悟得万法如如,我总以为还是后一种悟性要来得更透彻些,所以难怪五祖宏忍虽然把衣体传给了慧能,仍然说他“亦未见性”。我说“透彻”,是因其悟得真切。了悟一切皆空的人,未始没有,但我们凡人,谁真能悟到一切皆空?更须一问的是,谁始终悟到一切皆空?若始终悟到,那还是悟吗?我们尚在贪生之时,干吗多讲求死之念?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是万法如如。但饿了仍不受嗟来之食,这也是万法如如。最怕口说一切皆空,实则只把他人看空了,于是自己的生活反倒实得没有了圜的空间。生孩子过日子,就要说修道为诗的是空;修道为诗的,就要说常人的生活空洞。生孩子要好好生孩子,作诗要好好作诗,这就是万法如如了。我虽事哲学,却不喜玄言。想不清说不清的事情是有的,那我们就再去切实体会思考,再试着把话说明白,绝不敢拿了自己的懒惰去冒充得道。笼而统之的得道,的确用不着很费心,难的总是把实实在在的困惑理出一二头绪来。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我们都同意,文章之道,不过达意而已。事质平实,无须感慨万端;热情洋溢,不必巧弄含蓄。就我个人而言,只望得建安盛唐之万一,真率朴直,少弄花头,自然就有刚健在其中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船入睡了,只有马达像心脏一样还在突突跳动,把海水推向后去,发出隆隆的响声。可惜我不通乐理,否则一定要把这宁静中的乐音谱下来。环望海周,零星有船灯明灭,天下是星、云和在云中穿行的月。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缺乏这种穿透力,即使你处在事变的中心,即使你漫游世界,你仍然被封锁在一个小小乾坤里。因此,这种穿透力同时也是一种联系的力量。失去了这种力量,现实就被拧成一个小小的乾坤,而人们大概把“现实”专用来指现实被拧死了的这种极限状况。显然,富有生命力的个人和时代会在这样的现实中局促不安。在一个上升的时代,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人生展现为一个广阔的舞台。这时,古往今来上下八方都勾连成了一个共同世界。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托翁的日记极深刻,但俄罗斯天命的全景却是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里展开的。歌德的随感无比精彩,但只有他的Faust才托得起近代精神的日月星辰。而且,歌德若不是写Faust的那个人,我们也很难想象他道得出随感中那样有分量的见地。现在流传下来的孔夫子,似乎只有些语录,但我们别忘了这位夫子是写定诗经春秋的人,是读易而三绝韦编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系统浩大的工程,非如此又怎能设想一部论语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石?翻开论语,哪一句不是系统思想的概括,哪一句像是浮泛的感想?反观那些感想家的随感,立刻就看出差别了,其中纵有些聪明隽永,也只适合给小报当佐料,和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追求毫无干系。——当然,也许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基本的精神追求,那又另当别论。的确,如果一个民族的精英都热衷于发感想听感想,那恰好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失去精神的基地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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