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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而上学オ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最早的一个术语。“形币上”名思义、就是“在实体之上”。尼采概括说,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第一,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第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第三,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组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转变的思想核心,它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它也是造成两种转向的思想动力。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在于,既能“做事儿”,又会“想事几”。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特别擅长想事儿的人,他们的思考与言说,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又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改变实践活动的逻辑和进程。这些人被称作“思想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失去了共同的神话,传统,天道,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价值和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也常常是谁也说服不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了混乱和茫然之中。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经验科学上,都还远没有达到可以下定论的程度。而且即便决定论是真的,如果我们都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那幺这种共同信念会构建一种“社会现实”,我们仍然会“假装”按照人有“自由意志”来行动,因为“社会现实”总是建构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柏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有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该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怡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从实践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结果是什幺呢?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 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举个例子,萨特在一次演讲时回答过一个问题。二战期间有个法国的年轻人,他说自己陷入选择的困境:一方面他感到有爱国的责任,应当参加抵抗运动去反抗法西斯;另一方面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有义务照顾生病的母亲。他请教萨特,应当如何来应对这个两难选择。萨特回答说,这里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忠孝不能两全”。哪一种选择更好?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你只有自己去选择,然后承担全部的后果。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最有名的小说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叫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标题让很多人感到“不明觉厉。但如果你理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很容易看懂这个标题。 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三,当你问一个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提问往往不会得到盘有启发性的回答。因为提间方式本身过于笼统(general),也只能得到个笼统的答案。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 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暖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 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 “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或者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 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相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 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之所以会编造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安慰。虚假思想虽然能带来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比如说,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很爱钱,但因为贫穷感到自卑,于是他就去信奉一套所谓“高尚的人应该视金钱如浮云”的说辞来躲避自己的自卑感。 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人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布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什幺是虚假的思想呢?尼采的答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顾名思义,就是“在实体之上”。尼采概括说,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 第一,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 第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第三,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对耶稣本身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再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入的放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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