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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人们的逼近，抵挡身边与背后的推挤，我不得不靠在灵柩的水晶棺盖上。我不愿这样，这是件十分令我伤心的事，因为我害怕压碎它，害怕掉在你身上，害怕我的手再次感觉到在太平间交换戒指时你冰冷的身躯。那时，我把三年前愉快的一天我们在没有任何法律和婚约前提下交换过的戒指再交换回来。把你戴在我的手指上的戒指戴在你的手指上，把我戴在你的手指上的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可是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支撑住我，早先用来隔开灵柩的拦绳已被那些渴望挤到前排作秀的夸夸其谈者、猎奇者和贪得无厌者汇聚的浪潮冲破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那是1976年5月5日，星期三。天气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瓣腐烂的气息，这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坚信这一切仅能延续一天，然后吼声就会消失，痛苦会变成冷漠，愤怒会化为驯服。在你沉船的地方，漩涡会被人遗忘，海水会再次变得平静，复归安宁、凝重而沉寂。政权会又一次获得胜利。永恒的政权从来不会死亡，它的垮台只是意味着从它的灰烬中再次诞生；也许你会以为通过一次革命，或通过一场他们称为革命的杀戮就已经把政权摧毁了。可是，你瞧，它不是又安然无恙地出现了吗？只不过新出现的政权换了一种颜色而已，原来是黑色，现在成了绿色、紫色、红色或者黄色，政权的性质不变；而人民只能去适应、忍受或屈从。你脸上经常流露出一种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吧？我伫立在你的灵柩前，透过水晶棺的盖子看着躺在里面的你，看着你那如大理石雕像般的身躯，注视你滞留在唇边的那个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从表面上看，大多数旗帜是干净的，但若我们想了解真相，就必须问问那些以理想、梦想、和平的名义被杀害的死者，问问那些假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被欺骗、受伤害和被激怒的生者，然后根据这些人的证词来作出统计。看有多少丑恶、野蛮和污秽被当成了美德、仁慈和纯洁。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桩事业是不以鲜血与粪便为代价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因为某些独裁政权并不是偶然或任意出现的，它们总是先前的那个政治集团结出的果实，是这个集团的盲目性、无能为力、不负责任、谎言、虚伪结出的恶果。在那些自以为能够通过扼杀自由来纠正上述弊端的人中，不仅有像帕帕多普洛斯这样的人，而且有像约安阿迪斯这样满怀信念的人。的确，由于狂热和糊涂，他们甚至无法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意欲要去推翻的那个政权的工具。是的，即使怀有真实的信念，也是工具。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看见他们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来到集会地点，真像一群牲口，那些对他们空许诺言、威胁恐吓的人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因为不需要认路，所以连眼睛都不睁一下。这条充满羊群的通向辛特格玛广场的道路是当权者选定的。此时，他们在雅典的辛特格玛广场高呼卡拉曼利斯万岁；而彼时，他们却又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高呼墨索里尼万岁，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高呼教皇万岁，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高呼希特勒万岁，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高呼女王陛下万岁，在巴黎的协和广场高呼戴高乐万岁，在莫斯科的红场高呼斯大林万岁，或赫鲁晓夫万岁、勃列日涅夫万岁。谁出来，他们就喊谁万岁，谁在台上，他们就喊谁万岁。他们从不为平民百姓欢呼，从不想可以做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而不做温驯的绵羊。只有在他们的葬礼上，只有他们不再捣乱的时候，人民才会为平民百姓鼓掌。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只存在一种可能的革命，这种革命由个人进行，在个人内部发生，在个人内部缓慢地、坚韧地、倔强地发展！革命需要耐心，需要坚韧，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乱来，和那些手拿魔杖、向你们吹得天幻乱坠的政治煽动家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要理会那些向你们许诺奇迹会发生的人，不要理会那些像巫师一样，对你们说他们顷刻之间就能扭转乾坤的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是一个崇尚主义的时代。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工团主义、联合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没有人发现，任何主义都和狂热主义纠缠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反”不离口的时代。比如反共产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历史主义者、反进步主义者、反社会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反工团主义者、反联合主义者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注意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原则上都是“反”字当头的，出于想当然，事先就否认每一种思想倾向中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或至少有某种可以用来寻找合理的东西。它将自己禁锢在教条中，盲目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无论是圣母玛利亚的教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或是法律和秩序的教条，它们都消弭了自由的重要性与意义，而自由确实唯一无可辩驳、不容争议的概念。实际上，“自由”这个词没有同义词，它只能加形容词前缀或其它修饰性成分，如：个人自由、集体自由、人格自由、道德自由、人身自由、个性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文明自由、商业自由、法律自由、社会自由、艺术自由、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罢工自由、演讲自由、信念自由、思想自由。总之，它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狂热主义，因为要是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思想就不成其为思想。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真正的英雄绝不会屈服，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并不是因为早期的丰功伟绩，不是因为他面临酷刑与死亡时表现出来的坚韧，隐藏痛苦和返工一击时表现出来的自尊。他的秘诀是不逆来顺受，不把自己看成牺牲品，不向他人流露丝毫的绝望与悲伤。必要时，采取讽刺与嘲讽的武器，这是被铐者的盟友——他听了这些话肯定会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当你发起新一轮攻势时，他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习惯是可耻的顽疾，因为它使人们欣然接受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和自己厌恶得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学会对镣铐的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默认痛苦的遭遇，使人们对悲伤、孤独和其他的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习惯是一种最有害的毒剂，因为它悄声无息、缓慢地进入我们的肌体，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当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我们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与之适应，我们生活的每一种行为都受到它的限制，已经无药可治。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海水又变得平静、柔和，回复原状，你的声音淹没在漩涡中。政权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永恒的政权绝不会死亡，仅仅是有时倒了，但终会东山再起。它还会和以前一样，仅仅是颜色不同而已。你清楚地明白，结局必将如此。即使你曾有所怀疑，它也随着你被吸入隧道的另一端、深深吸气的那一刻消失了。所有想要改变世界，推翻大山，想给在绵羊的队伍中牢骚满腹的群氓以发言权与尊严的人，都会被吸入这口深井。比如那些叛逆者，那些被人误解的人，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明知要失败的事业而战，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疯狂。然而某一天，那意义重大、具有拯救意义的某一天，当你们正在放弃希望的时候终会到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它会在空气中留下微小的种子，通过种子，花朵会绽放：即使绵羊的队伍中那些牢骚满腹的群氓也会理解这一点。那一天，群氓不再是群氓，而成了一条到处蔓延、狂怒不竭的章鱼。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是的，家庭能给人带来安慰，但同时又是沉重的负担，是人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从我们的婴儿时期、儿童时期一直到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成年时期，这种债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家庭类似于一个正当，你一出生就成了这个党的成员。它也是一种独裁形式，即使你反抗，也无法摆脱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你还是会爱它。啊，我的老天！就那母亲说吧：母亲是大地、太阳、星星、星系，是宇宙中的宇宙、法则中的法则、爱中的爱。母亲就是一切。在印度，她呗描绘成长有四只胳膊，头戴头颅组成的花冠，是被他吃带哦的孩子的头颅。实际上，人们称她为嗜血的时母。在西方，她被描绘成头顶光环，面带笑容， 满脸的慈悲与忧伤，人们称她圣母玛利亚。可怜的基督直到三十岁才离开母亲，去做自己的事情，因为她用爱来束缚他，她想让他做个木匠。在希腊神话中，母亲成了肩膀浑圆的特提斯，她是胸脯丰满的盖娅，是臀部肥大的朱诺，是长有猫头鹰眼睛、两眼放光、凶神恶煞的雅典娜，是比谁都可怕的伊俄卡斯忒，她省了俄狄浦斯，后来又与他结婚，他为此付出了失明的代价。不管你用什么名字称呼母亲，她都是异样的，总是伟大的母亲。她创造我们，毁灭我们，保护我们，惩罚我们，用她的温情与妒忌折磨我们……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因为一个被判了死刑、在那儿待了三天三夜等待死亡的人，他绝不会再是同一个人。像新长出的第二层皮，像一种没有被满足的欲望，死亡总会和他如影随形，相伴终生。他会继续追寻它，梦想它，也许会借住崇高的事业、神圣的天职的名义去追寻，去梦想。如果没有在死亡中找到其归属，他的内心绝不会平静。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习惯是可耻的顽疾，因为它使人们欣然接受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和自己厌恶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学会对镣铐的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默认痛苦的遭遇，是人们对悲伤、孤独和其它的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习惯是一种最有害的毒剂，因为他悄无声息、缓慢的进入我们的肌体，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当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发现他时，为时已晚……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做个英雄真难。那是何等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愚不可及，徒劳无益啊。有谁为你是个英雄感谢过你吗？他们会为你立起纪念碑，以你的名字来为接到和广场明明嘛？即使他们这么做了，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纪念碑、接到、广场会弥补你失去的青春、没有生活过的生命？不，够了，这是在亵渎生命。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还是关于政权的事情，政权是永恒的，它不会死亡。有时看起来倒了，其实它没有倒；有时看起来变了，其实它没有变。倒的只是它的代表；变的只是它的代言人，以及压迫的数量、压迫的性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人类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权上演的一出没完没了的讽刺剧，一些政权被推翻了，但后继的政权仍和以前的政权一模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已得到证明，或将会得到证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一个没有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党，一个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干的党，是无法用思想动机来为自己辩解与开脱的。它虐待和侮辱自己的成员，强调服从与忠诚，只是因为有些人有个人野心，想趁机大捞一把。集团里有集团，黑手党里有黑手党，教会里有教会，由于疾病的加剧，一个没有理论的党就像瘟疫一样具有传染性：它必然被腐蚀，被那些唯唯诺诺、只会说“是”的人腐蚀。如果说一个信奉某种学说的党会用它的原则来压制那些敢于反抗和不愿服从的人的话，那么，一个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干的党就会把那些不适于这种无原则状态的人，也即那些不适于它的谎言，不适于它的虚伪，不适于做它的走卒的人，像排斥异体一样清除掉。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审讯官是没有想象力的，这种人不愿费神去探讨理论问题，他把权力视为一种外部现象，视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工具。他不一定是个笨蛋，不一定是个爱虚荣、渴望荣耀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没有个人的野心，他仅仅满足于当个拥有一定权威的无名小卒，满足于呆在掌权者的侍从室里。他不一定是一个可恶或腐败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其动机只不过源于对混乱的深恶痛绝和对秩序地赤诚的爱。但集权制的、压迫性的政权确实他信奉的神明。公墓中的十字架是他心目中秩序地楷模。毋庸置疑，他在这种对称性中如鱼得水，水乳相融。他无法想象任何新的东西，无法想象任何与众不同的事物。新的东西和与众不同的事物会使他感到非常害怕……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然而，一天晚上，战争突然用一声炮响撕裂了我的耳膜。然后又一声、再一声。墙壁震动着；玻璃叮当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破裂，房间正中的吊灯来回剧烈晃动。我跑到窗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经变成了红色。我认出那是战争，让我过早明白逝去的人们不会在春天重生的战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到，世界上别的地方都在激烈讨论心脏移植：除了这里，世界上所有人都想知道，如果一个病人只有十分钟可活，那么摘下他的心脏，把它移植给另外一位还有十个月生命的病人，这件事是否合法。然而在这里，一个年轻、健康、拥有自己健全心脏的民族，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在被人无情剥夺，可是没有人想知道这件事是否合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既然在如今这个技术时代，一切都是短暂的，那么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我们会更快地相遇，更快地分别，也同样能够更加快速、便捷地再次相聚。总之，所谓的“分离”不再是、或者说不必是最终的离别。我们曾经乘坐飞机与对方相见，那么现在、将来亦能如此。所以虽然天各一方、聚散不停，但我们仍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婚姻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在我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我曾经写道：女人一定要做母亲的想法已经是老一辈人的东西了。现在我要加一句，婚姻也是老古董了。……婚姻中的支配感与被支配感令我厌恶。它是绊脚石，阻止你自由地奔跑、跳跃、攀上高高的大树。我一直高声反对着那些统治者：国家统治者、教会统治者、资本统治者，如果我接受一个被称为“丈夫”的人来支配我，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支配任何人，那么他缘何能够支配我？我不会控制他，也不愿被他控制；我不会窥探他，也不愿被他窥探。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认为婚姻是有违自然规律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就像一双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磨损，你需要时不时地修补它，换个鞋底，打个补丁。而那个你永远爱他、他也永远爱你的人并不存在：除非你虚伪地欺骗自己，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为一些便利而妥协。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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