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纯粹的自由只存在于梦想之中。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为了追逐这个梦想，哪怕能捕捉到一丝它的影子、能稍加实现，人们都会不懈斗争、尝尽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如果不追逐这个梦想，不能够做到笃志不倦；如果因为觉得追寻不存在的事物徒然无功而放弃，那么结果必然是糟糕的。如果没有这个梦想，我们的智慧、创造力、辨别是非的能力也会消失不见；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尊严”一词将失去它所有的意义，生命也只会沦为一个个毫无区别的自然进程：吃、喝、睡、生育、死亡，如此而已。我们生而为奴，被迫来到世间，辛苦过完一生。然而我不能想象，仅仅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听天由命，甘心成为生活的奴隶吗？还有比这更愚蠢、更可怜、更可悲的事吗？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于是我进入了新闻业，并尝试着喜欢上这个工作。后来我甚至爱上了它，因为相比写作，新闻工作有着一定的冒险性。而我是一个喜欢刺激与挑战的女人，永远无法抵抗冒险的诱惑。冒险意味着挑战与神秘，这是人类生活当中最诱人的两个因素。新闻工作让你一头扎入生活、扎人历史，而作家则是将你同生活生生剥离。因为在写书时，你必须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完全专注于写书，这就够了。你必须将自己与生活剥离。于是，我原本想写的那些书被新闻报道吸收、吞噬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记者这个工作抱有某种怨恨情绪。但我确实也感谢它，因为它几乎赋予了我一切，包括早早脱离贫困的状态。它造就了现在的我，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场场或美好或苦痛的经历，还有那一次次欢愉和悲伤。不过，若不是它占据了我如此之久的时间，我早就能开始写作了。所以我总是说：“我是一个被记者职业耽误了的作家。”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远离了新闻业。只是远离，而不是放弃。从某一刻开始，我觉得新闲业再也无法满足我了。因为新闻特续不了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一周或一个月之后，某篇新用报道就“死”了。就算这篇报道再好，就算你荣幸地接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电话，问你：“法拉奇女士，请问我们能在百科全书的年鉴中选用您的文章吗？”也是一样的。因为新闻报道关注的是即刻的事件真相，所以文章都是简化的、具体到个别事件的：比如每日报道，比如关于某个人，某个地点或某件事的报道。此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选择远离新闻业：新闻报道让我仿佛戴着手铐在写作。因为我必须专注于最严谨的细节、最精确的表述。而且新闻写作完全不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寻求语言的韵律与和谐，写出一篇优美的文章。当印刷办公室在等着你的文章，编辑在催促你“快点法拉奇，赶快”，你没时间斟酌语言。此外，除了每日新闻中的事件，你也没有时间或是空间向读者展露更多的真相。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有人说这世界无非牢笼？行，随你们怎么理解。反正我在这个牢笼中很自在，它那么温暖，就像在母体中，那是我温暖的摇篮…但你不可能永远待在母体里，否则不仅你会死在里面，它也无法存活。所以你只能在里面待到成型，然后它便会使劲把你吐出来，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也许你根本不想见到这个世界，因为你觉得蜷缩在那个温暖的地方很舒适，不必忧心吃喝、不必忧心有无入眠之所，母亲会帮你做好一切。她的血肉牢牢地保护着你，胜于任何盔甲，胜于围绕着地球的大气层，帮你抵御各种危险和一颗颗迎面而来的陨石。然而你终将被迫离开那里，变成你无法想象的形态，用一种完全不同，格外辛苦的方式为生计奔波。这种强迫性的改变并不过分，也绝非残忍：这是让生命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地球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吐出来，吐向空中，吐到大气层的另一边，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而不久之后，那个世界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把你吐向另一个地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如果一名记者没有敌人、不让人讨厌，生活之中也没有什么麻频（小到像我经常遇到的电话被监听，大到逍受法西斯分子的死亡威助），那他多半不是个好记者。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我说水门事件，指的是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行为。谴责、解释、抗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和文化行为。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形成的过程，反之亦然。对大众而言，除了报纸，还有哪里能实现这种双重的形成呢？……我讨厌客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并不相信所谓的客观性。我只相信自己的亲身见闻及感受。无论男女，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小孩。选择这项职业，就意味着成为战地记者时，要有足够的勇气；采访毛泽东时，不可胆怯腼腆。尽管没有发现相对论，我们也需要足够聪慧；尽管没有取得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或类似学科的学位，我们也要有能力看透某个人的灵魂。我们是英雄。一名记者就如同一位历史学家，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将之真实地记录于笔端。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凡有思考，便有选择；凡有选择，便存在自由。如果说有害怕，也是害怕身体不曾衰弱，因为若想永不衰老，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年轻时死去。地球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吐出来，吐向空中，吐到大气层的另一边，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而不久之后，那个世界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把你吐向另一个地方……我一直对尊严格外执着，我曾认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尊严，但现在我发现，有比活得有尊严更困难、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带着尊严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每个人都要学习有关死亡的课题）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承认吧：对于人类来说，最糟糕的事并非被逐出伊甸园，反正那大概也是个无聊至极的地方，而是失去那座给我们带来不同语言的巴别塔[插图]。再懒惰倦怠的作家，也无法离开写作。(热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为什么我说自己深爱着阿莱科斯？因为我允许他闯进我孤独的人生。衡量一段爱情不应在两人做爱之时，而应在其后。当你想念独自一人的生活时，你会因为爱情放弃孤独。对于两个热爱自由、对个人自由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深切的爱情不啻于一种枷锁。假如一个人没有自信，不能满足自身需要，那他就体会不到孤独的快乐。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持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身为人类，总是需要和他人建立某种深入的、持久的关系。我并非没有这种关系，它来源于由我父母组建的家庭，它满足了这种需求，同时又从不会让我感到被控制、被奴役。父母允许你匆匆离开，允许你自由来去，但丈夫做不到。（足矣）恰恰是由于那种“只能与某人在一起”的强制性不复存在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体验，接收到外界更多的吸引，与更多的人有了接触。（选择多了诱惑就多了）但新时代的女性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物品，对于她们来说，即使和最爱的、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男人们往往缺乏关于生活能力的教育，总希望每个女人都像母亲一样对待他，尤其是与他们结婚或同居的女人。如果真的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束手束脚，更甚于一艘下锚停泊的船。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没有什么比个爱更能限制自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经人转述的话绝不足以让我们评判说话人的任何一方面，不论是他的观点、样貌、穿着还是举止。男人的基本问题源于经济、种族和社会，但女人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问题源于她们的性别：女人。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向下的自由不可取）没有任何美德，包括智慧、善良，比勇气更吸引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美德像勇气这般有气魄。这世间我最爱气魄，而勇气正是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想一位女性能够获得的最好赞扬就是：“你真有魄力，你是个伟大的人。”是否有魄力并不取决于性别。上帝啊，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唉，可是一个文明如何能在一百年内得以重生（佛罗伦萨）如果不相信人类、不爱他们、不为之申辩，也许我们回到家中，真的会向孩子们扔出手中的炸弹或许登月的成功让我们忘乎所以，又或许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那条鱼，它从没意识到自己离开海洋之后会变成人类。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在抵达另外一个星球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祖国，什么是祖国，谁的祖国？是奴隶们的，还是那些拥有奴隶的所谓公民的祖国？是迈雷托士[插图]的祖国，还是被自己国家的法律处以死刑的苏格拉底的祖国？还有那些斯巴达人，他们说着和雅典人一样的语言，却和雅典人争斗不休，就像是数千年之后的佛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到底是谁的祖国，雅典人的还是斯巴达人的？虽然我早就学会了那些关于祖国的词汇：爱国心、国家自豪感、国旗，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祖国到底是什么。墨索里尼在说祖国，那些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逮捕了我的父亲、虐打他、威胁他“你要是不坦白我们明天就在帕尔特莱枪毙你”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士兵也在说祖国。还有希特勒，还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巴多格利奥[插图]，他们也时刻把祖国挂在嘴边。那意大利是谁的祖国？他们的，还是我的？还有法国人，哪一个是他们的祖国？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还是贝当治下的[插图]？对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和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哪一个又是他们的祖国呢？关于“祖国”这个词，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很多，人们为了祖国厮杀、死去。我的祖国就是我的世界，可我却无法简单地确认它的风俗、语言和边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边界也随着他们之间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比如那些生活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的人们，直到昨天，他们的祖国还是意大利，他们为它战斗，为它牺牲；可是今天，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祖国却叫作南斯拉夫。祖国的概念如同四季流转般不断变化，与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不如让我们写一写“自由”这一主题。自由这一概念不会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不同而改变，每个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自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意味着对压迫的反抗。我们要记得，那些在监狱中、在酷刑下、在纳粹死亡营里死去的人，他们在行刑队前高声呐喊的是“自由万岁”，而非“祖国万岁”……（当时在播客里听到这个作文...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去全世界旅行 “工作”这个词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影像：我站在床上，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母亲正在给我穿一件毛衫。毛衫很粗糙，刺得我难受。我的个头只够得着母亲的脖子，为了能面对面看着她，我只能向后仰起头。于是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的母亲。愤怒至极的她默默啜泣，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要干那么多的活儿。后来，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天，我向母亲说起当时的场景，问道：“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也许你们更应该问我：死亡会让你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会回答，是的，非常遗憾。因为即使境遇再糟糕，生命也是美好的：太阳是美好的，绿草是美好的，蓝天也是美好的。还有美味的食物、香甜的饮料、甜蜜的吻…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选择流产，任何理由！想象一下，当我还是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时，有人跟我说：“嘿，奥莉娅娜，如果你生下来，长成一个小孩，你会挨饿，还会在六岁的时候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①的焚化炉里，那么你还愿意出生吗？”我会回答：“是的，至少我能活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见太阳、绿草、蓝天，感受生命，满足我的好奇心。”所有的一切，甚至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直到不久之前，我在美国见到了《未来的冲击》的作者托夫勒，他说明了为什么我会一直单身。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特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因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这些人里不仅包括泛泛之交，也包括明友，爱人。这一现象显然不利于组建家庭。家庭是衣业社会的典型产物，在农业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的速度更加缓慢。在这种缓慢的、非流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与少数几人相识相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持久。到了工业社会，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工业社会其实是一个流动社会，社会节奏已不似之前那般缓慢，因而家庭规模大大缩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镇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中不再有祖父祖母、叔叔阿姨、同辈的堂表亲或是配偶的兄弟姐妹，而成了仅由父母及子女形成的原子化家庭。到如今极度工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家庭规模再度缩小，甚至产生了仅有一名单身男性（或女性）的家庭单位。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服我，让我不再独自生活，让我承认婚姻并不是女性的牢笼。有人会说，婚姻的必要条件不正是夫妻在一起生活吗？然而事实是，没有什么能比共同生活更快让你失去对一个男人的仰慕。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共同生活时，你会发现那个男人就像一个任性的、被宠坏了的孩子，你得花一半的时间取悦他、伺候他、保护他。……我认为婚姻是有违自然规律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就像一双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磨损，你需要时不时地修补它，换个鞋底，打个补丁。而那个你永远爱他、他也永远爱你的人并不存在：除非你虚伪地欺骗自己，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为一些便利而妥协。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妹妹伊莉莎贝塔曾问我，生命是什么。我不知如何作答，所以我想前往那里寻找答案。儿时的经历让我过早地明白，死去的人与万物不同，他们并不会在春天重生。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发现它们与我的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竟毫无冲突之处，这令我很着迷。我所指的“早期教义”，它的发表者是拿撒勒的耶稣，而不是被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加工、曲解甚至背叛的耶稣。这些言论超越了形而上学，专注于人类本身；它们承认自由意志，要求人们有自我认知，从而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些言论里，我看见了对理性和思考的赞美。凡有思考，便有选择；凡有选择，便存在自由。因此，我在这里又看见了对自由的颂歌。这是一种超越，超越了人们因为孤独、无力、绝望、软弱以及对生与死的恐惧而创造的上帝。15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如果一个真正的士兵说他厌恶战争，那么他一定是在自我欺骗。其实他深爱着战争，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特别邪恶、嗜杀成性的人，而是因为他热爱战争本身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尽管这看上去很矛盾）。战争，它意味着活力、挑战、神秘与孤注一掷。在名为“和平”的喜剧舞台上，“神秘”是不可能存在的。你早已知晓这出戏由几幕构成，第一幕之后你将看到第二幕，第二幕之后是第三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在我看来，有关人类尊严最不朽的纪念，是我与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共同见证的一幕。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希腊还在总统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的统治之下，阿莱科斯带我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座丘陵之上。那不是塑像，甚至算不上什么标志，OⅪ，只是三个字母，它们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不”。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此地期间，渴望自由的人们将这三个字母刻于林间。三十年过去了，它们没有因雨水冲刷或太阳暴晒而褪色。后来，有人用一捧石灰抹去了这三个字母，然而有如魔法一般，雨水和阳光很快让石灰开始溶解。日复一日，这三个字母固执、顶强、不顾一切地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永不湮灭。”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没有人知道这位首领的权力起于何处、止于何方：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你无法控制他，但他却能扼杀你的自由。更令人痛苦的是，事实证明，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不断地探寻这种自由，付出一切该付出的代价，但它不曾、也定然不会出现。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如果你们真的尊重每一个生命，那么请时刻记得，有一样东西比人工流产更可怕一战争。我在越南的三年亲历了那场战争。我向你们保证，比起那个流产后被保存在酒精瓶中的小小胚胎，我更为那些被你们送上战场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痛心。那是无比悲痛的一刻。战争是一场推迟了二十年的人工流产，但那些不能够接受人工流产的人，却接受了战争的存在。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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