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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意识到人类复多性的康德，也会轻易地忘记如下这一点：即便景象始终如一因而令人厌倦，观众却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而对于这场不变的游戏所讲述的东西，新一代观众不大可能得出传统留下来的结论。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判断所要求的隐退显然与哲学家的隐退截然不同。它不离开显象世界，只是为了凝实整体而从主动参与退到一个特权位置。……所以，旁观者的裁决尽管不偏不倚、不受财富或名声这些利益的牵绊，但它并不独立于他人的观点——相反，根据康德的说法，“扩展的心胸”必须把他人的意见考虑进来。旁观者尽管没有行动者具有的特性，但他们并不是孤寂的。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每一个心灵活动都依赖于使感官那里不在场之物呈现给自身的心灵能力。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使实际不在之物呈现的能力，是心灵独一无二的天赋，由于我们关于心灵的全部术语都是基于源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一天赋又被称为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甚至无须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当然，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呈现的心灵能力绝非局限于不在场对象的心灵形象；记忆通常保存并且由回忆来处置不再（no more）之物，而意愿则期待未来可能出现但尚未（not yet）之物。正是因为心灵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在场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不再”并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过去，或者说“尚未”并准备好一个未来。然而对于心灵而言，唯有在它从日常生活的当前和急迫中退隐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因此，为了能够去意愿，心灵必须从欲求的直接性中隐退，因为欲求没有反省和反身性，它会神展开去抓住所欲求的对象；而意愿不关心对象，它只关心计划，比如当前或许欲求或许不欲求的某个对象在未来的可及性。意愿把欲求转变为一个意图。最后，判断，无论是审美判断、法律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预设了一种显然“不自然的”、有意的隐退，即从因我身处世界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给定的直接利益的牵连和偏好中退隐。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然而，如我们所见，康德称之为理性的思考能力，有别于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在于如下事实，即“理性概念用来统握，正如知性概念用来理解知觉”。换句话说，知性旨在把握给予感官之物，而理性想要理解其意义。认知的最高标准是真理，它源于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意义的显象世界，其证据是自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被论证动摇，而只能被其他证据取代。……但这绝不是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思想能力的情形；后者不会问某物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确实存在——其存在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究其存在意味着什么。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无论动机如何自我呈现的成败在于呈现给世界的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确切地说，只有自我呈现才能敞开伪善和伪装之路，而区分伪装和假装与实在和真实的唯一方式，就是前者无法持久和保持一致。……实际上，鉴别伪君子的最好方式，依旧是苏格拉底的古老格言，即“如果你想要显现的那样存在”，这就是说永远要像你希望向他人显现的那样显现，哪怕你一人独处只向自己显现。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否定所予的不是未来本身，而是作为意愿之计划的未来。……意愿从未为了意愿而意愿，或者说在意愿活动中得到满足。一旦意愿某物转变为做某事，那意志就不仅关心殊相，而且——这非常重要——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易言之，意愿自我的通常情绪是焦躁、不安和操心，这不仅是因为灵魂通过希望和恐惧来回应未来，而且是因为意愿的计划预设了一个一点也得不到保证的“我-能”。意愿那令人担心的不安，只能通过“我-能”和“我-做”加以平息，即停止意愿自己的活动，让心灵从它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简言之，意愿总是意愿去做某事，因而毫无疑问轻视纯粹的思考，因为思考的整个活动依赖于“什么也不做”。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固然，两者都向我们的心灵呈现实际上不在场之物，不过思考拽入其持久的现在的要么是存在者，要么至少是曾经存在者，而意愿则延伸至未来，进入一个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的领域。我们的精神器官——有别于心灵的灵魂——有能力通过期待处理从这个未知领域朝向它的事物，而期待的主要模式是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模式紧密相连，因为每一种都有转向其表面上的对立面的倾向，而且由于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这些转换几乎都是自动的。每一个希望自身都携带一种恐惧，而每一种恐惧都能通过转向相应的希望而治愈自身。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我们能够把纯粹变化的持续之河形塑为一个时间连续体，这不能归功于时间本身，而要归功于我们在世界中的事业和活动的连续性，在那里，我们继续昨天开始的事物，并希望在明天完成。换句话说，时间连续体依赖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性，与思我的活动相反——思我活动总是独立于环绕它的空间环境，日常生活的事物总是受空间规定和限制。正是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的空间性，我们才能够用空间范畴合理地谈论时间，如此，过去可以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后面”的东西显现给我们，未来则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前头”的东西显现给我们。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人就居于这“在-之间”，他所谓的现在是终生的战斗，即抵抗过去的重负和未来的恐惧（未来的唯一确定性是死亡），过去的重负驱使他带着希望向前，未来的恐惧促使他带着对能够把握的唯一实在的眷念和怀想回到“过去的宁静”。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时间的连续性即持续的变化，被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而过去和未来作为不再和尚未相互敌对，只是因为人的在场，他有一个“起源”即出生和一个终结即死亡，因此他在任何时刻都处于它们之间；这个在-之间（in-between）就是现在。正是有限寿命的人的介入，使得持续流动的纯粹变化之河——我们可以设想它循环运动，也可以设想它直线运动，但无法设想它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或绝对的终结——转变成了我们所知的时间。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时间通过迫使这些表象进入一种前后相继的秩序而决定它们互相关联的方式，而这些前后相继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思想链。所有思考都是推论性的，而且就其遵循一条思想链而言，它可以通过类比呈现为“一条向无限前进的线”，与我们通常向自己表象的时间的相继性的方式相应。但是，为了创造这么一条思想链，我们必须把经验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并置转换成一系列无声的语言——我们能够借以思考的唯一媒介，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原初经验去感觉化了，而且还把它去空间化了。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有着生死界线的生命本身是一个临界事件，因为我的世俗生存总是迫使我考虑我尚未存在的过去和我不再存在的将来。这里的关键是，无论何时只要我超越自己寿命的界限，开始反思过去并对它做出判断，反思未来并形成意愿的计划，思考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边缘活动了。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格斯坦：在我看来，人们被迫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处理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只要人们被迫做出这类决定，阶级问题、财产问题、社会未来的问题就会成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不能仅仅以官僚主义或集中化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抽象化的过程揭示了您的思维特点，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去政治化的，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阐述，我更加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一—我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阿伦特：这些是所谓大众社会的问题。我说它是所谓的大众社会，但不幸的是事实如此。但现在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使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等词语就比“阶级““财产”这样的词语更加抽象。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提到的所有词语都属于同一类别。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能用这些词语展示某些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词语要么可以揭示——也就是说可以阐明——要么不能。如果您认为，“官僚主义”—这意味着办公室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法律的统治——不具备揭示性，那我认为您真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足够长。您可以相信我：“官僚主义”在今天比“阶级”更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您在使用一系列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在19世纪曾经是揭示性的，而您甚至懒得用批判性的目光去检视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或应该被取代，或其他类似情况。财产是另一个问题。财产的确非常重要，但与您所想的意义不同。我们应该在各地提倡的是所有权——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相信我：这种所有权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么是通过通货膨胀，这毕竟只是另一种对人民财产的侵占；要么是通过高额税收，这也是一种侵占。侵占人们的所有财产—一而不是杀死他们——是“更甜蜜的”。到处都有这种侵占的过程。如果每个人被允许拥有适当数量的财产——不是侵占，而是向财产征税——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些...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高斯：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篇赞词中说：“人们从来都不是在孤独中获得人性，也不是通过把自己的工作移交公众来获得人性。只有把生命和自身付与‘公共领域的冒险’的人，才能获得人性。”①这个“公共领域的冒险”—我再次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对汉娜·阿伦特来说在于何处？阿伦特：公共领域的冒险对我来说似乎很清晰：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而且是作为一个人暴露自己。即使我也认，一个人不能以自我反思的形象在公共场合出现和行动，但我知道人在每一次行动中的表现方式都和其他行为不一样。演讲也是一种行动方式。这是其中一种冒险。第二种冒险是，我们开始做一些事情，我们将自己编人一张关系网。我们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只能完全寄希望于这种观点，主啊，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适用于所有行动，确凿无疑，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种冒险。而现在我想说的是，这种冒险只有在信任他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信任所有人的人性—这种信任尽管很难准确把握，却是最根本的。没有其他办法。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高斯：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您的一份个人陈述上来。其中提道：“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工人阶级或其他什么人。实际上，我只爱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其他的爱。”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对犹太人的爱会让我感到怀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①请允许我就此提几个问题。作为有政治行为能力的人，难道不需要与一个群体建立联系吗？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爱？您不担心您的态度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果吗？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人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力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高斯：我正想问您：您现在用英语写作？阿伦特：我用英语写作，但我一直保持距离。母语和所有其他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我本身而言，我完全可以说：我能用德语背诵相当多的德语诗歌。它们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然现在再也做不到了。我允许自己用德语做一些事，但决不允许自己用英语做。也就是说，我现在时不时也允许自己用英语做，因为我现在变得放肆了，但总的来说我一直保持这种距离。无论如何，德语是保留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也一直有意识地保留着它。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高斯：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阿伦特：一直如此。我思考过，究竟应该做什么。毕竟，发疯的不是德语。其次，母语是不可替代的。人们会忘记母语。这倒是真的。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外语说得比我好。我说话时口音还是很重。我经常说不出习语，而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这种语言时满是陈词滥调，因为当人们遗忘母语时，母语中蕴含的创造力也被切断了。高斯：母语被遗忘的情况，据您看来，是不是压制造成的后果？阿伦特：是的，经常如此。我在许多人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令人震惊。您知道，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1933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知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现在您问的是影响力。如果允许我嘲弄一句，那这是一个男性问题。男人总是非常热衷于影响力；但我是从表面来看待这事，可以这么说。让我自己发挥影响力？不，我想理解。而当其他人在与我的理解的相同的意义上理解，那就给了我一种像家一样的满足感。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阿伦特：.......不是，但人们说得对，思考和行动不是一回事。鉴于我想要思考的程度，我必须从世界中隐退。......您知道，所有现代哲学家都会在作品的某处写下一个相当抱有歉意的句子，即：思考也是行动。哦，不不，绝对不是这样。这么说是很不诚实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事实：这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参与，放弃对义务的允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出自毕达哥拉斯，是关于去参加奥运会的人。毕达哥拉斯说，有些人去那里是为了竞赛，有些人是为了做生意，而最好的人则坐在奥利匹亚的圆形剧场里，是为了观赛。这意味着，那些观赛的人最终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种区别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没有别的，那就以诚实的名义。是的，我相信思考对行动有影响——对行动的人有影响，因为思考和行动是同一个我。但理论没有影响。理论只有通过改变意识才能影响行动。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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