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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愤怒"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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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拿自己那过分自娇自爱大惊小怪的心去代人他人的命运，也是一种自大不是么！如果不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话！很明显，当我试图把自己放在故事中那些位置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愤怒和委屈、完全不可承受！而事实上他们都承受了！所以我代入的不对，他们的感受和我设想的并不相同！…这算是局部的正直么？这一部分暂时的结论是靠得住的么？不我不是否定同理心，我是否定我自己的同理心，我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怎么可能去理解别人和世界？我的经验、哦、我那向内旋转的、无法解释的、看起来几乎是自作自受的痛苦！跟别人的经验是不同的，如果这也算是一份经验！面对理解他人这个广阔的任务，我的工具箱几乎是空的！那些不严的逻辑、空气中弥漫着的模棱两可的心理学知识，当然是靠不住的、它们有时候恰好是对的，有时侯完全不搭边儿！那有什么用！

——刘天昭《无中生有》

我对自己深深的恶意、强烈的进攻性，其实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恶意、因为缺少勇气不能抒发、所谓的抑郁不过是懦弱的人的愤怒啊！

——刘天昭《无中生有》

高中经常要独自面对爸妈吵架。他们变成另外两个人，怪力乱神在每个细胞里苏醒。乌云中隐现鬼脸，荒原上电闪雷鸣。房门关紧了，只留台灯，坐在桌前，摊一本书，心狂跳，头皮烧着了，战争一样。一句一句扎进来，一句一句对比事实，把虚假掰下来，没地方处置，迎来下一句。紧绷绷的麻木，看得见自己血流急速，脸色苍白。震惊于人的不诚实，妈比爸严重，妈比爸伶牙俐齿，为了控诉有力、为了激怒自己，把自己描述为完全的受害者，片面、夸张、真假混杂、理直气壮、说说自己就信了，委屈的感受倒成真的了，哭得极富感染力、感染力是骗人的，要抵挡住。无法接受这不美好，害怕自己要去谴责，不知道自己这不诚实跟爸妈的不诚实没有什么区别，一定要认为他们都是受害者，要归咎给命运和历史，向冥冥宇宙撒娇嗔怨。爸妈脾气坏，是历史射给小人物的阴影——是怀才不遇，委屈，受挫，是生活的折磨和囚禁，是没机会叹赏开阔的世界。那时候三娜相信遭遇改变性格，修养战胜基因；不明白悲剧总是命与运里应外合，如果不能自杀就要为那运气负责。现在不能再回避、哪怕是真的把爸妈的不幸归咎给历史、那控诉也不能消散、历史中也还是有具体的坏人，有明确的不能反驳的邪恶，也只能去恨。也只能愤怒，不能再说那些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再说他们被权力腐蚀，这么说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蒙混过关。人间的是非不能用人与上帝的不平等条约来混淆。她太了解那种不真诚一一任何小小的但是结实的烦恼都有可能让她抓更大更虚无的理由来救场。因果只是生机骇人的妖娆藤蔓，恩怨是非不过是这生机的诡计；这是观赏人类的一种方式，谁都无辜，谁都不配做责任人，个人和人类自以为是意志的东西，都是一个幻觉；电子不断奔向正电荷，是爱是恨，谁在乎。这样想着，逃过现场，其实什么都没解决，那个世界她飞不过去，胸中的愤恨和温柔就是醒不过来的真实。世界难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选择？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意志？意志也是科学可以消解的生理现...

——刘天昭《无中生有》

但是也知道痛苦愤怒之后，也许就平平常常过起日子来，那懦弱简直是人世间最大的真相。

——刘天昭《无中生有》

为什么克林顿和撒切尔的声音令人反感，而斯嘉丽·约翰逊的声音却那么性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被关注的对象本身。很简单，这是因为女性公众人物比男性公众人物更容易在身材、时尚度、性感度方面受到评判。宣扬克林顿声音“刺耳”和批评她“脚踝粗壮”一这曾是媒体最喜欢对她使用的另一个挖苦，然后她永久地换上了长裤套装一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谁能想到一段两英寸长的小腿肉会有这么大的新闻价值呢？）。我想请你试着找找看，有没有哪一个男性政治家的脚踝在谷歌上有20500个搜索结果。我已经试过了，于是我的一个周三下午就这么浪费了。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与上述形象相反的是BroBible榜单上声音犹如天鹅绒的女性：斯嘉丽·约翰逊、查理兹·塞隆、佩内洛普·克鲁兹。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作为证明，我们可以看看威尔士政治家利安娜·伍德（Leanne Wood），她拥有柔和流畅的音色，推特上的苏格兰专家“愤怒苏格兰”（@AngryScotland）将其形容为“声音巧克力”。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说脏话更多是出于高兴而不是愤怒，但如果你想在说女性主义脏话时走咄咄逼人的路线，弗里克建议女性把男性器官“受害者化”：“比如说‘shove a catheter up it’（给你老二套个管儿吧）。”她说，要想让这个策略奏效，就要把阴茎叫作“penis”，或者其他听起来同样柔软无力、没有“dick”和“cock”里那样强烈的塞辅音的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可以发明一套全新的脏话系统。比如，“cit”（阴蒂）这个词就具备了可爱脏话的所有特征——它像“dick”和“fuck”一样是单音节的，而且有爆破音。只要不说“suck my dick'”，而是喊出“suck my clit”（吸我的阴蒂），那么女性（或任何有阴蒂的人）就能以一种发音上令人愉悦的方式翻转性别视角。正如弗里克所指出的那样：“‘clit'听上去是那种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身体部位，骂人时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措辞和正确的语调，那么羞辱威力可能会非常强。”*如果你想显得气场强大又诙谐幽默也可以这么做。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应该改口说“holy clit'”。* 我说脏话更多是出于高兴而不是愤怒，但如果你想在说女性主义脏话时走咄咄逼人的路线，弗里克建议女性把男性器官“受害者化”：“比如说‘shove a catheter即t'（给你老二套个管儿吧）。”她说，要想让这个策略奏效，就要把阴茎叫作“penis'”，或者其他听起来同样柔软无力、没有“dick”和“cock”里那样强烈的塞辅音的词。如果你想让事情变得有趣，你也可以把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的隐喻混合使用，想出一些很酷的科学怪人式的复合脏话，比如“clitfuck”（阴蒂+肉），或者“dicksnatch”（屌+女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有；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 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伊夫琳纳闷，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层”成了驾人的话？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再被叫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喊，充当后盾。但女人依旧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她感到气愤，越想越气愤。伊夫琳想，要是艾姬在我身边就好了。她不会允许那个小青年用脏话骂她。我敢打赌她会把他撞倒在地。这时候，伊夫琳强迫自己不要继续想下去，因为陡然间，她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悚然心惊。比多数女人晚了二十年，伊夫琳·库奇生气了。她生自己的气，气自己那么谨小慎微。很快，这迟来的愤怒开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我发现每当你不仅愤怒而且痛苦，不仅痛苦而且沮丧，不仅沮丧而且无助或者孤独时，这几个人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是一种症结，是失败感的象征。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看着它，我就想像你一样，重复那句话：“必须有人去看看护照是否办妥了。你是否去催一下，看是不是办好了？应该再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办下来了？”希望事情进展得快些，利用你电话被监听的事实，我耍了点小花招。于是，我给纽约打电话，假装有几所美国大学邀请你去讲课。一个朋友和我配合，冒充文化参赞，催你尽快动身。不是我打电话过去，就是他打电话过来，由于日期逼近而抱怨，因为他们必须印海报，发请柬，通知报社，要让大学院系放心，同时要让各城市的市长为你安排宴请。如果不是邀请去讲课，就是授予你荣誉学位，由于你非常谦虚，开始时还犹豫，不愿接受，但之后还是接受了。只是该如何去解决护照的问题呢？护照还没有，他们仍没有发给你。我回答他们时，总是唉声叹气。于是，愤怒的声音纷纷从芝加哥、波士顿、费城传来。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大学校长、市政官员、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袖。其他朋友也在电话里表示了极端的愤慨。总而言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给人的印象是，希腊当局耽误你讲课，是在给美国文化界出难题，而阻止你出席颁发荣誉学位的仪式，对美国文化界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丑事只有在苏联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他们不及时签发护照，参议员们将把这事变成一桩国际丑闻。究竟是哪些参议员，哪些大学，哪种学位，我们从不挑明，因为害怕秘密机构去核查。不过，他们愈来愈相信真有这回事。两年后我们得知，此举确实影响了帕帕多普洛斯的决定。“美国参议员的这档子事确实让他的助手们非常担忧。”一位秘密机构的官员后来悄悄告诉你。显然，你对我的策略一点不感兴趣。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刚过半夜，大约有五十辆配有重机枪的坦克就开进了首都，它们大多朝工业学院的方向驶去。那儿会集了许多学生，是动乱的中心。坦克冲开学校大门，开始射击，打死了几十人。其中就有在索尼翁角递给你两块梯恩梯、穿方格衬衫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唱着你的颂歌死去的。但谁也没有向他说一声感谢的话，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些无名小卒的。“我现在怎么回去？该怎么办呢？”你像一头掉进陷阱、在网中挣扎的老虎一样怒不可遏，迈着大步、踉踉跄跄在尼古拉斯的房间走来走去。要是我求你——冷静点，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人也必须去面对命运的突然转折——你就会把心中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我身上。“都是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是你想出去美国旅行的主意，让我白白浪费了时间！是你用那个臭领事馆、那些连成为自己的勇气都没有的法西斯伪君子让我分了心！是你把我带到那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兔子那里去！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就已经在雅典了！我原先本可以用我的护照回到那儿去，现在即使有护照，我也回不去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你的眼中充满了无助、绝望的泪水。尼古拉斯带着晚报走了进来。他说，工业学院的人群在拂晓时已经被驱散，政府承认有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人们把这件事称为大屠杀。萨洛尼卡、帕特雷，以及梅加拉地区的农民骚乱已遭镇压，但雅典仍是骚乱的中心，所以坦克仍停留在议会大厦的前面，宵禁提前从下午四点开始。当然，最重要的消息还是来自帕帕多普洛斯发表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宣布重新实行早在八月就被取消了的军事管制，决心恢复“被少数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不择手段的政客扰乱了的秩序”。“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是。”“是广播讲话，而不是通过电视？”“对。”顷刻之间，掉进陷阱的老虎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你看着我，目光中没有任何责备的影子。“这么说来，是有人把枪对准帕帕多普洛斯的太阳穴，逼他这么说的，逼他的人是约安尼迪斯。现在，帕帕多普洛斯是被约安尼...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不要被愤怒弄得心烦意乱，不要为你的厄运感到惋惜，不要为二十四小时前没有找到开第二把锁的钥匙感到后悔。肯定能找到某种从这里逃出去的办法，找到它，也许几天的时间久够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你心头。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那是1976年5月5日，星期三。天气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瓣腐烂的气息，这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坚信这一切仅能延续一天，然后吼声就会消失，痛苦会变成冷漠，愤怒会化为驯服。在你沉船的地方，漩涡会被人遗忘，海水会再次变得平静，复归安宁、凝重而沉寂。政权会又一次获得胜利。永恒的政权从来不会死亡，它的垮台只是意味着从它的灰烬中再次诞生；也许你会以为通过一次革命，或通过一场他们称为革命的杀戮就已经把政权摧毁了。可是，你瞧，它不是又安然无恙地出现了吗？只不过新出现的政权换了一种颜色而已，原来是黑色，现在成了绿色、紫色、红色或者黄色，政权的性质不变；而人民只能去适应、忍受或屈从。你脸上经常流露出一种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吧？我伫立在你的灵柩前，透过水晶棺的盖子看着躺在里面的你，看着你那如大理石雕像般的身躯，注视你滞留在唇边的那个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去全世界旅行 “工作”这个词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影像：我站在床上，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母亲正在给我穿一件毛衫。毛衫很粗糙，刺得我难受。我的个头只够得着母亲的脖子，为了能面对面看着她，我只能向后仰起头。于是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的母亲。愤怒至极的她默默啜泣，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要干那么多的活儿。后来，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天，我向母亲说起当时的场景，问道：“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于是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的母亲。愤怒至极的她默默啜泣，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要干那么多的活儿。后来，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天，我向母亲说起当时的场景，问道：“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工作”这个词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影像：我站在床上，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母亲正在给我穿一件毛衫。毛衫很粗糙，刺得我难受。我的个头只够得着母亲的脖子，为了能面对面看着她，我只能向后仰起头。于是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的母亲。愤怒至极的她默默啜泣，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像我一样！你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奴隶！你要去工作！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去全世界旅行！”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要干那么多的活儿。后来，在我少年时期的某一天，我向母亲说起当时的场景，问道：“难道你所做的不叫工作吗？”母亲回答：“不，那只是奴役。”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不想做“妻子”，我要写作、旅行、去了解整个世界，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不仅如此，必须放弃自己的名字，转而冠上另一个男人的名字这件事也让我倍感愤怒。为什么要放弃名字？为什么要如此卑微？我只属于我自己。尽管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但我想我早就是个自发的女权主义者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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