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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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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论如何，只有在某些历史形势下，脆弱性才是人类事务的主要特征。希腊人用以衡量人类事务的背景，是环绕着人类的自然万物的永恒和生生不息，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达到这种不朽，并且配得上这种不朽。对于关注不朽却不拥有不朽的人来说，人类事务领域就必定显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甚至有点矛盾的性质，即一种非凡的复原力，它在时间当中的坚韧和耐力甚至远远超出了事物世界本身的持久稳固性。相反，人们总是能摧毁他们亲手制造的一切东西，甚至能潜在地摧毁那些不是他们制造的东西——地球以及全部自然，但人们从来都不能解除或者哪怕可靠地控制他们以行动开始的任何过程，将来也不能。即使遗忘或混淆能有效地掩盖单个行为的源头或责任，也不能解除一项行为或制止其后果。与人们这种不能取消业已发生的事情的无能相应的是，人们几乎同样不能预知任何行为的后果，甚至对其动机也不能有任何可靠的了解。生产过程的力量最终被目的产品所吸纳和耗尽，而行动过程的力量却从不会在一个单一的行动中耗尽；相反，它随着其后果的加乘而加乘；在人类事务领域里，持久存在的是这些过程，它们无限的持久，像人类本身一样持久，不受物质消亡或个人生命终结的限制。我们从来不能对任何行动的后果或结局作出确实预测的原因，仅在于行动没有终结。单个行动的过程甚至能一直持续到人类自身走向终结的那一天。行动拥有如此巨大的、超出任何其他人造物的持久能力，如果人们能够承受它的重负——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中汲取了它的力量)，就是一件足以骄傲的事情。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行动者从来不能真正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要为他未曾打算，甚至也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内疚”；无论他行为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和出乎意料，他也不能取消它；他所开启的过程从来不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单个行为或事件中达到圆满的结束；行动从来不把自身的意义揭示给行动者，而只揭示给历史学家(历史学...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说世界包含一个公共空间，它就不能只是为了一个世代或是为了目前活着的人而创设的；它必须超越必朽的人们的寿命。......共有的世界是我们出生就进入的、死后就离开的世界。它超越我们的寿命，延伸到过去和未来；它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存在，在我们短暂羁旅以后依然持存。和我们共同拥有它的，不只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更包括以前来过的人，以及在我们之后要来的人。但是这个共有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够在世代递嬗中持存，只是因为它是公开出现的。将人类想要从时间的自然废墟中救出来的东西吸收进来，并且让它数百年来大放异彩的，正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年代里，人们之所以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共有的某些东西能够比他们的俗世生命更加恒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工作时间的逐渐缩短（在近一个世纪内取得了稳步进展）到这个托邦的最终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进度还是被高估了，因为人们是以资本主义早期普遍剥削的非人状况来衡量这一进度的。如果我们从较长时段来看，目前个人每年所享受的自由时间的总量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成果，不如说是姗姗来迟的向常态的回归。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俱。这个理想并非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长度，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城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吸纳进来，并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比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实关切，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虽然同时发生的、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关切的丧失，似乎遮蔽了这种对不朽之关切的丧失。后者作为哲学家和沉思生活的关注对象，不在我们当前的考虑范围内。但是对不朽之关切的丧失，可以从当前把渴望不朽归为虚荣之私恶的做法中得到证实。（P3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地球在经济和地理上的菱缩，以至于繁荣与萧条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人类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体（直到我们的时代之前，它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指导原则），其成员从地球上相距最远的地点会面所需的时间，也少于一代人以前一国内的成员会面所需的时间一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一发展已经开始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し正像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及国家城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也开始取代民族国家社会，地球取代了有限的国家疆域。但无论未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由剥夺发起并以财富的不断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过程，都将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形式，假如允许它按自身内在的规律发展的话。因为人不能像他作为他们国家的公民那样成为世界的公民，社会成员也不能像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他们的私人财产那样，集体地拥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必然同时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私人领域的衰落。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对于孤独大众的形成是如此关键，对于现代以意识形态的大众运动为特征的无世界思想态度的形成，又是如此危险；但公共世界的暗淡无光，开始于人们丧失了他们在世界中私人所有的部分这一更有形的损失。（20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城邦，准确地说，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城市国家，而是一种从人们的共同言说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组织，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为了这个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无论他们实际上在哪里。“无论你往何处，你都是一个城邦人”：这句名言不仅是希腊开拓殖民地的口号，而且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行动和言说在参与者当中创造的空间，几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找到它的恰当位置。这是最广义上的显现空间，即我像他人显现给我那样对他人显现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仅像其他动物或无生命物一样存在，而且清楚地展现他们的存在。这个空间并不始终存在着，而且虽然所有人都有能力言说和行动，但大多数人一一如古代的奴隶、外邦人和野蛮人，前现代的劳动者和工匠，我们这个时代的固定职业者和商人一都不生活在其中，更何况没有人能水远生活在其中。丧失了这个空间意味着丧失了实在性，因为对人而言和对政治而言，实在等同于显现。对人而言，世界的实在性是以他人的在场、以它向所有人的显现来保证的，“因为向所有人显现的东西，我们就叫做存在”[28]。而任何缺少这种显现的东西，无论在我们自身之内还是自身之外，都像梦一样来去匆匆，没有实在性。[29]（155-15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不管是繁殖的急剧增长还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即社会或集体的人一类代替个人成为过程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显示于其中的）身体过程或劳动活动本身经验的严格乃至冷酷的私人性。物品的丰裕或劳动时间的缩短都无法导致一个公共世界的建立；遭受剥夺的劳动动物也不会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他自己私人的藏身之所，一个保护他自己免受公共领域侵犯的地方，就变得不那么私人了。马克思正确预言了在“社会生产力”不受阻得发展的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消亡”（尽管他为之欢欣鼓舞是没道理的）；同样，在他预见到未来“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他们的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我们今天称为“业余爱好”）中的时候，他也正确地贯彻了他作为劳动物的人的概念。（84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人们主要的兴趣不再是财产，而是财富的增长以及它积累的过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过程可能跟种群的生命过程一样是无限的，只不过要经常受到一个令它不快的事实的挑战和干扰，那就是单个的人没有永生，在他面前没有无限的时间。只有代替个人有限生命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命，才有望成为这个积累过程的巨型主体，这个过程才能以充分的自由全速前进，不受个体寿命的限制和个人所持财产有限性的阻得。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只关心自身生存的个体，而是作为“类成员”（马克思习惯用的 Gattungswesen）来行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双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83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这种持存性，使世界之物相对来说独立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而它们的“客观性”，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住、“抵挡住”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贪婪无度的需索。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之物有让人的生活稳定下来的功能，而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事实：尽管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却能通过与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的联系，重获他们的相同性，即他们的同一性（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相反）。换言之，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人为世界，而不是一个威严冷漠、不受触动的大自然。相反，后者压倒性的原始力量迫使人们随着自身生物运动的循环无情地旋转，而人的生物循环运动又是如此接近于整个自然大家庭的循环运动。只有我们从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中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的客观世界，把世界嵌入自然环境来保卫我们不受自然的侵蚀，我们才能把自然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没有一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就只有水恒的运动，而没有客观性。（10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善功内在的非世界性，才让爱善者根本上成了一个宗教人物，让善像古代的智慧一样具有一种本质上非人的、超凡的品质。然而爱善并不像爱智慧那样只局限于少数人的经验（正如孤独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而独处只是少数人的经验）。因而，在此意义上，善和孤独对政治的影响，要比智慧和独处对政治的影响大得多；唯有独处能在哲学家身上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更普遍的孤独体验却如此地与人的复数性境况相抵触，以至于如果它不是想全然毁灭人的存在的话，人就无法忍受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上帝的陪伴，上帝是善功唯一可想象的见证者。宗教经验，就它作为爱的体验确实是一种活动，而非被动地观照向人显露的真理而言，它的彼世性特征本身要在世界中显现；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它不能离开世界，而必须在世界中进行。但是尽管它显现在这个其他活动都显示和依赖的空间内，它的显现却有一种主动的否定性质；逃离世界、对世界的居民隐匿起来，它否定了世界给予人的空间，特别是世界的公共部分（在那里，每个东西以及每个人都被注视和倾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的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质，相反，它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正是善功内在的非世界性，才让爱善者根本上成为了一个宗教人物，让善像古代的智慧一样具有一种本质上非人的、超凡的品质。然而爱善并不像爱智慧那样，只限于少数人的经验(正如孤独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而独处只是少数人的经验)。因而在此意义上，善和孤独对政治的影响，要比智慧和独处对政治的影响大得多；唯有独处能在哲学家身上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更普遍的孤独体验却如此地与人的复数性条件相抵触，以至于如果它不是想全然毁灭人的存在的话，人就无法忍受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上帝的陪伴，上帝是善功唯一可想象的见证者。宗教经验在活动的意义上是爱的经验，而且像被动地观看向人显露的真理那样罕见，它的彼世性特征本身要在世界中显现；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它不能离开世界，而必须在世界中进行。但是尽管它显现在这个其他活动都显示和依赖的空间内，它的显现却有一种主动的否定性质；逃离世界、对世界的居民隐匿起来，它否定了世界给予人的空间，特别是世界的公共部分(在那里，每个东西以及每个人都被他人注视和倾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把人从必然性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的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九月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会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现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多数和长时间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为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处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夏天早晚都是一个让人受不了的季节，忍受不了一定无法形容，拿到学校的第一个暑假，得到的通知是不一个月的课，然后才知道，原来放假早也是学校的一大特点，大概是离学校补课都这个样，但这里坚决贯彻，第一个原则是，只能比别人多不，不能比别人少补，令人郁闷的是，如此疯狂的补课行动，能看得见的效果。教室里基本上能开着吹风的都开了，一共加起来包括，所有的窗户前后两个门，和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造成人员伤亡的电风扇，电风扇本来有4个，其中一个在若干年前，就已不知去向，应该是砸下来就没有再翻上去，另外两个坏了，最后上的这一个开关也坏了，每次都是100开关盒下了，爱，移动绝缘体，拨动其中的电路线方能打开，如此四通八达的风向，听起来让人觉得除了一个爽字，之外无话可说，所以是事实，申遗的主要原因90，他和听起来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还是很有差距，比如在教室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在流汗，隔几天热得不行了，就会出现几十个人，一起在商店拿着书本什么的，黄山的震撼场面，颇有豪情，景象甚为壮观。由于持续高温的缘故，教室里唯一的电风扇，很快就因不堪重负而光荣牺牲，泉州也不停的转了3天，不过总体来说，风尚的表现还是相当良好，至少在报废前都没有打下来过。其实每天都承受着比铁人还早的气温，最受不了的不是学生，而是个别意志不坚定的老师，学生们除了张口就说热死了，太热了，真热呀以及，上下课都狂删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过于激动的情绪和行为嗯，别爱激动的老师就不一样了，这也足见出成年人的境界就是高，例如数学老师上课热得受不了，竟然在讲台上对着天气发了一通议论，天气的确很热，可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们老师也是一样的，大热的天，谁不愿意在家呆着凉快，谁愿意来上课？话又说回来了，克，2827，十，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由“当前”来提供养分的思考，与“思想的碎片”一起运作，这些“思想的碎片”是从过去采摘而来并聚集在它周围。就像潜入海底的深水采珠人，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这种思考乃是沉入历史的海底——但这并不是为了恢复它曾经的样子，使得已消逝的时代重新复活。引导这种思考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事迹——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现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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