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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患上癌症，仿佛有罪，你且听听，交通阻塞，人们说：这是道路的癌症。学生不好好读书，母语教学得不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人们说：这是教育的癌症。还有社会的癌症，国家的癌症，一切的难题，不能解决的事、麻烦、忧虑、愁苦、困境，全部一下子都叫做癌症，而真正患上癌症的人，就悄悄地保守自己的秘密，以免千夫所指。
——西西《哀悼乳房》
片集的名字是“超级超级市场”。它所以有这幺个名字，是因为片集所描写的超级市场，是某个小镇上的一所规模比其他小型超级市场稍大的市场，如此而已。拍这个片集的导演，喜欢详细地把市场的景物逐一缓慢地介绍给大家，希望各人如看名画一般去逐层次欣赏，这样做，缺点则是：令人觉到片集的节奏不够明快。这间超级市场是一所有百多层楼的大厦，它的面积，大约是三十一个奥运足球场的宽阔度。市场内的物品也算得上齐全了，人们可以在里边购买各式日用品，如果想买一间学校，或一条村落，也可以预约。只要任何人想买些什幺，在超级超级市场内多半可以找到。像袖珍银行、饭馆、餐厅、游泳池、电影院、公园、火车、阳光、朋友、月亮，诸如此类。市场每年印赠一辑货品黄页目录，印刷瑰丽，结果只送出了一本给镇立图书馆，其他的，因为没有人搬得动，即使搬了回家，也进不了大门口。所以，全数拿了去填海。这个晚上，超级超级市场的节目，说的是一个叫做大脚的人的故事。叫做大脚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脚比普通人肥大了一点。大脚的母亲是一个体重九十千克喜欢哈哈笑的妇人，这天，她到超级超级市场去买糯米粉时，她的肚肠狠命地咬了她几口，因此，她一步也走不动了。超级超级市场的职员立刻把她送到十九楼的医院去，诞下大脚。超级超级市场的董事会会长，即是董事会副会长的太太，副董事长，即是董事会会长的丈夫，连同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聚在一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处理此件众人都很兴奋的事。议决由董事会拨一笔巨奖给大脚的母亲，并且给大脚一本百年通用的换物券，以后，大脚在超级超级市场内，喜欢什幺物事，一个子儿也不必花。并且，大家坚持把大脚留下来，交给私家护士。大脚将来的教育经费，大脚的母亲也是一点儿不用操心的。超级超级市场所以这幺做，是由于这个小镇自从数百年前实行人口控制以来，人丁越来越少，少得连田里长出来的甜菜也没有人吃，要倒进河里去，而河里...
——西西《我城》
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幺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干我的事，诚然。可是，为什幺可恶的人单要一张体面的脸呢？这是人生的羞耻与错处。正在这幺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地找打一只可惜没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着叫花子乱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时节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个体面的雄狗了。”
——老舍《月牙儿》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ve）。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半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2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人水平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60%中低收人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量盘温前赛育服喷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人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8: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1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或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还组织了专题讨论。2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考派精奖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人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白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若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c)，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者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着《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插图]（法文版，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幺资本主义也将因无处安身而瓦解。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70%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插图]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该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是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意义所在。哲学的目的是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升华。物质世界是感官认知的、可逝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比作地下的洞穴，而理念世界则是不变的本体（存在）世界。尽管每个人实现这种升华的道路不同，但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所以它势必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努力。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其次，网络时代带来传播方式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从“一对多”（one to many）的中心辐射方式，转向“多对多”（many to many）的去中心化的发布方式。对教育而言，集中化的知识权威依赖中心辐射的传播方式，也正在遭遇“多对多”传播模式的挑战。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格形成期正好发生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我们的精神成长深深地纠缠于对“重大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当时伴随着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热烈讨论，同样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人生的路为什幺越走越窄？”的问题，对“文革”时期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封读者来信，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自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共领域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不觉地，人生意义问题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也期待一种整全性的答案。这种整全性倾向不只是由于人格成长对于“认同一致性”的需要，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都提供了一套“政治/人生”一体化的整全性论述。在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史、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同时也是人生观。因此，当旧有的整全性论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再被人轻易接受，但其整全性的论述结构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对任何试图取而代之的后继方案都施加了一种压力：如果一个替代性论述没有提供对于政治和人生的整全性答案，似乎终归难以令人满足。 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满，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晚近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取向，似乎将人生价值问题变成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自由主义的现代人似乎陷于无所依归而茫然失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保守主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学区房价格的飙升是一个显着趋势，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特别突出。这当然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关系，中国许多家长有一种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这当然是很成问题的观念。我反复讲过，教育首先不应当只是输赢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使一个人健全和幸福，而不是在非常狭隘的功利意义上论输赢。但就算以输赢而论，“赢在起跑线上”的策略似乎相当不成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玩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幺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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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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