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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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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是，对一件事情，只要去问，就把它彻底地问清楚。……对不一致之处进行推敲，并不是要你去进行猜疑和盘问，而是要排除交流中的误解和困惑。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大脑，不是储藏现成观点的袋子，而是我们用来形成观点的器官。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怎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我不会就此给你太多建议，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如果你就X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但你对相关领域X的研究文献一无所知，那么你的成功概率是非常渺茫的。事先下一份的功夫，胜过事后十份的补救。此外，如果你认为，你必须找到一个其他人从未涉及过的领域来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块田地，即使已经有很多人在耕种，你仍然可以放心地继续播种。如果一块田地没人耕种，那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块种不出东西来。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的学位论文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获得现实的好处，或者帮助你与某些人结盟来反对其他人，那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你是否会有足够强的自控力，会不会在研究中做一些手脚让结论有利于自己。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这在有些人纯然是一种精神症状，起因是受社会奖励的刺激。但在有些人，却还是有利益目标的。这就是对老百姓做愚化教育，使之忘却自我，顺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但这种愚化教育本身又带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道德超乎常情常理时，它本身已经是不可信、不可行，因而是虚假的了，结果只能是社会真实道德水准的下降。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跟一切极端化的道德模范一样，这类人物跟真实生活无关，他们只是意识形态亢奋症的产物，专门用来教育世人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冯友兰有论"风流"一文，以为"玄心、洞见、深情、妙赏"四者，是构成魏晋名士风流的必要条件，这也不失为简赅的归纳。当然人要活得漂亮是不容易的，追求名士风流结果只是矫情和虚浮亦是常事。即如冯先生，能论风流矣，而行事每见窘迫。（第二讲英雄与名士）有一个前提是必要的，就是思想拥有所需要的自由，因而智慧可以获得滋养。在具有愚化作用的官方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年代，人心会变得麻木、虚伪，这对诙谐的趣味有着抑制的作用，使之不得生长。（第九讲幽默与谐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所讚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这在有些人纯然是一种精神症状，起因是受社会奖励的刺激。但在有些人，却还是有利益目标的。这就是对老百姓作愚化教育，使之忘却自我，顺从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第十讲士族的婚姻与家庭）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每个心灵封闭的人也是有幸福的。他们一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到自己的幸福。记者们当然欣喜若狂，借此教育那些“享有”五官功能还要怨天尤人的人……

——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

阿巴掌着灯对外甥说：仁钦，你不要怪我。是你们让我当回祭师的。当我穿上祖辈人穿过的法衣，敲了他们敲过的鼓，摇了他们摇过的铃，不管政府有没有让我当这个非物质文化，我就是云中村的祭师了。政府把活人管得很好，但死人埋在土里就没人管了。祭师就是管这个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说没有神，没有鬼。可是现今政府却让我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阿巴伸出手，我不要你帮我把这个名字说全，政府让我当了，我就要好好履职。仁钦听阿巴说出“履职”这个干部常用的词，禁不住笑了：好吧，祭师也要履职。阿巴不高兴了：你说，不是履职那又是什么？我不对，我检讨。就是履职。

——阿来《云中记》

总体来说，城市组的孩子近况都不算差。他们成长了，脱掉了少年时代的叛逆，说话彬彬有礼，行事老练，大多做着体面的工作，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人高中去了加拿大，之后定居在温哥华，娶妻生子，和父母同住，做地产生意；一人继承了父母的工厂，发福了，但也变成了那种看起来可靠的人，他在节目里几乎一直在打电话，忙得不可开交；最不济的一人在深圳卖保险，除了没有结婚生子，似乎过得也还不错。他们聊起《遥远的生活》，都带着乐不可支的神情，仿佛上那个节目是滑稽的错误，如今他们再次接受采访，正是为了纠正当年的错误，证明自己并不如电视中呈现的那么骄纵蛮横，“只是走了一点弯路”。画面转到乡村少年那边，就变成了另一个画风，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读完高中，两个女孩结婚生子，外出务工，湮没于一种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平庸生活，满脸中年人的疲惫。另一个男性受访者做了建筑工人，辗转各个城市务工，一直没有结婚…当初那些叛逆的城市小孩几乎都变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好人，而那些曾经收获过最多大众同情和眼泪的乡村少年，却像是失去了助推，只能顺着风飘荡，飘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节目并没有改变大家的命运，只是记录下众人的生命轨迹，两组人，城与乡，富与贫，远与近，曾经不可思

——东来《凤凰籽》

苏格拉底的后学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顶流望族，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追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游历了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据不是十分肯定的材料，他在耳顺之年曾接受友人迪翁的邀请前往叙拉古，当时，狄奥尼索斯二世刚刚接过叙拉古的僭主之位，迪翁是他的姐夫，也是他的股肱之臣。柏拉图的从政活动以失败告终，本人也遭遇困厄艰险之境。回到雅典之后，柏拉图在雅典近郊阿卡德摩斯（Akademos）圣殿旁创建了一所学园，后来被称为akademia，即今天所说的学园。柏拉图晚年就在这所学园里教学、写作。这所学园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直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公元529年因其异教性质下令关闭。柏拉图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留下了数十篇哲学对话作品，是后世学者取之不竭的宝库。柏拉图学园也聚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人。古希腊所谓哲人，不是我们今天在哲学系里遇到的哲学教师，他们探究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学，凡系统知识，都在探究范围之内。

——陈嘉映《希腊别传》

当然，佛教并非要像魏晋名士那样刻意突破社会公序良俗，而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起心动念之处，都是各种执着，因此要看到“相”的虚妄性。比如，如果你把杯子看得过于实在，就会被“杯子相”所绑住，要是在野外，难道一定要有杯子才能喝水吗？当然不是，你可以用树叶喝水，可以以手掬水。对于世界上的每件事物，我们都只需要呈现出它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的功用而已，而不该被其概念所约束。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因为被各种概念名相所淹没，常常缺乏认知的灵活性，导致认知僵硬、死板。其实所有的概念和知识都只是符号而已，并不是世界的真相，因此佛陀才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成庆《人生解忧》

另外，消费主义的关系模式，会让我们过度沉溺在粗糙的感官欲望世界里，遗忘了思考、审美，乃至信仰的丰富内涵，那是与宇宙、自然及他人精神世界产生内在的紧密连接所生发出的深度体验。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而非一种深度、多元和平等的交互关系。甚至这种单一的关系模式，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反向侵入了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当中，因此当恋爱、婚姻沦为纯粹利益的考量，当子女教育异化为稳固和提升阶层的投资，当安抚人心的寺庙、道观被打造为与神明交易的场所时，我们变得无处可逃。在日本茶道文化中，有一句流传颇广的用语，也就是“一期一会”。其内涵来自禅宗，描述的是在茶会上人们彼此相遇而且相互珍惜的情感。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相遇都由不可思议的因缘促成，而且因缘往往转瞬即逝，既留不住，也无法重复。所以在当下，我们既了解世间无常的事实，也深知背后缘起的作用，自然会产生一种“相见如此不易”的珍重之情，便会在这一刻全身心地投人到彼此的交流中，绝不草草将这份因缘打发掉。因此，佛教所理解的连接，是在不断变动的关系中的因缘聚散，如浮萍，如落花，如流水，如清风，既不粘着，也不轻率。既然我们在此刻介入到对方的生命中，一方面要

——成庆《人生解忧》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一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答，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人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这也许说明，代际差异并非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难以调和，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助。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答，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答，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当年我总体上是个很温驯的人，在别人面前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服从别人的主张。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我还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和人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而我不喜欢得罪人。可是我也不是真的无所谓个人得失。我的讨好型人格令我不堪与人交往的重负。早年的我在和人交往时经常吃亏，有时确实是由于我蠢笨，还有些时候则因为性格上的弱势。我会故意去吃亏，以证明自己的无私和表里如一。可我实际上不喜欢吃亏，而且吃了亏还要让人觉得我傻或软弱这点令我尤其懊恼和气愤。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只有3位捐出了遗体。父亲去世后，我们遵照他本人的意愿，向市红十字会捐出了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与教学。前来对接的工作人员将父亲的遗体称作“大体老师”。后来他们做了一次家属回访活动，请家属分享自己和“大体老师”的想法和故事。因为当时还在新冠疫情封控时期，母亲独自接受了回访。她对这个活动很满意，认为受到了尊重，并在微信上向我姐和我转述了自已的分享内容。以下是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她发给我们的微信信息，一字未改摘抄如下：我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虽然共产党、毛泽东有缺点、错误，但是这个观点，我始终认为是对的，我觉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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