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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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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平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出乎我意料地正常。和老一辈的美国人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小时候,要是不好好读书,一样要挨老师打手心,哪像现在的美国孩子,碰也碰不得。他们对于这个新世界新美国的困惑,比我还要深重得多。他们会痛苦地举杯邀我为“失去的美国”干杯,老泪纵横。我终于发现,我们都大大上了美国传统歌舞剧的当,在那一排排高高踢起大腿的女孩子的滑稽表演中,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十足把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统统解读成了“厚颜无耻”。实际上,尽管保守的内涵与我们不同,过去的美国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美国的变化产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中国文化革命的时代恰巧吻合。中国“革命”的各种信息跨千山越万水地传到美国,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美国“革命”的种种消息再反馈回去,听上去好像也已经和中国“革命”的模样差不多,好像他们正在努力向中国靠拢。这种阴差阳错等我以后有了机会,一定要好好和你聊聊,实在是很有趣。不管怎幺说,在美国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风暴席卷而去,雨过天晴,许许多多已经在原来的安静生活中习惯了的美国人,期待着能够恢复往日世界的平静。但是,他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他们也面临着无可奈何亦无所适从的痛苦,这种痛苦至今未消。因此,才会有杜尔在竞选时的口号,“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在大量的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保守派民众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断裂的,中间有着一条被生生拉开的峡谷。有许许多多观念似乎没有被延续,杜尔想宣传的理念,他想做的事情,正是架起一座桥梁,把那些遗留在“过去的彼岸”的一切,引回这个迷失了的“现实的此岸”。他们坚信自己不会有错,错了的肯定是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如果不是对“真理在自己一边”持有信心,是不敢这样教育这个世界的。我发现我...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种思维方式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而美国人在这类问题上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接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只承认一个事实,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这样的理解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音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美国宪法的前后两个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虽然有对于权利的约束限定,但性质是美国人民向政府“授权”,而作为“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的性质完全是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限权”,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权利,而且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幺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幺,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幺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今年,有一张华语报纸引来了犹太族裔反诽谤联盟全美理事长的抗议信,抗议起因于这份报纸的两篇文章,一篇在报道一个华裔家庭受到房东不公平待遇时,在报道中口口声声把这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房东称为“犹太房东”,这里的“犹太”只是被当作小气无理这样的形容词来用的。在另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里,一个华裔作者先是企图证明基督是被犹太人害死的,之后又提出十分“惊人”的观点,说是次大战中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居杀,反而使犹大人“"赚尽天下便宜这-次,没有想到犹太人也会看中文报纸,所以才号引出了这些抗议信。相信以后编辑们会小心得多。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华裔中间的,很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 实际上,一些华裔看不起黑人,常常只是因为黑人比他们穷;他们讨厌犹太人,常常只是嫉妒犹太人比他们更有成就。在美国,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明显不同,在老一代的美国人里,我遇到过好几个很好心的白人老头儿让我别理黑人,说他们很坏。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那里,你会感觉到六十年代民权法案以后美国教育的效果,至少,我问过我的每一个白人美国朋友,你们对于黑人是怎幺看的?你对于犹太人又有什幺看法?迈克和此尔的回答最为简洁,几乎是各种回答的概括和总结:我不以肤色和种族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华裔移民中,对于这个问题就很少有这样的理性思维。 每个民族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的长处,也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缺点。以我们熟悉的华裔来说,在学校里华裔优等生的比例远远大于他们在美国的人口比例。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百分之四十的一年级新生是亚裔学生,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在美国,这一点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缺点有时只有华人自己才心里明白,一般美国人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售报机,都是一个铁盒子。所有的报纸都在里面,放一个硬币就可以全部打开,取一张之后再把它关上。我第一次买报的时候,塞进硬币,一拉开盖子,发...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而在当时人们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美洲大陆,一个民主的制度,一个自由的国家已经在非常理性的思考下悄悄建立起来了。即使我们在今天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这份二百年来一个字都没有被修改过的美国宪法,都会被它所表现的人类智慧和理性所折服。 以上我所谈到的历史部分,你可以轻易地从美国的中学课本中找到,宪法教育是他们中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看到过一本中学课本,一张卡通画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前辈的思考:画上的一个人拿着一份宪法草案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国家政府!”一个惊叹号;另一个人则激动地争辩:“你这文件上没有列出我们的权利!!!”三个惊叹号。画得十分生动。 美国的自由就是这幺开始的。但是,我会在后面向你介绍,美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实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像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它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理论的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他们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菜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别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亚拉巴马州别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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