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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最终，由于简与一位助理牧师之间发展出暧昧关系（有一次，简在路上将他拦下，向他请教关于希腊语版圣经上的一处误译，两人因此结识），家人认为这段关系“非常不光彩”，就将她送到切尔滕纳姆寄宿中学。这所学校旨在让中产阶级的女孩接受与她们兄弟同等水平的教育。简的父亲和继母虽然不看好，但认为简接受教育后，结婚前就可以待在家里教妹妹们念书，称得上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按照父亲和继母的计划，简只能度过狭隘的一生。简之所以得以逃离，独立追寻人生，全得益于一场考虑周全的预先谋划。1871年开始，也就是简年满二十一岁后，根据母亲的遗嘱，简每年能收到三百英镑年金（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简的父亲并不乐于见到女子赚钱，而且早就对岳父的安排颇有怨言：根据简的外公安排，简的母亲、几位姨母都能独立继承财产，不受丈夫约束。即便不满，简的父亲也无权阻止女儿在财务方面享有自由。1874年，哈里森以最佳成绩通过剑桥大学女子会考，被授予奖学金，进入纽纳姆学院学习古典学。学院最早的这批寄宿生共有二十人，她们被誉为“英国最智慧的女性”。纽纳姆学院设立于1871年，为渴望参加剑桥大学一系列“女子课程”的女性提供住宿。首任院长安妮·杰迈玛·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希望吸引社会捐赠以建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境，提出这样的观点（伍尔夫后来也提出近似的观点）：“如果能为方便她的学习来布置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她能专门拥有一间房间，不受人打扰，有途径获取任何一本需要的书籍”，女性一定可以更加高效地取得成果。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克拉夫坚持她的学生每人都应拥有一间单独、私人的房间—女子当时还无法进入大学图书馆，一间单独的房间因此愈发具有重要性。哈里森将起居室用“莫里斯设计的最新款壁纸进行装饰，房间整体呈现静谧的风格”（乔治·艾略特前来拜访的时候，对此赞不绝口）。学院生活令哈里森初尝陌生的自由滋味。处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六岁那年，父亲就开始教她拉丁文，在整个少女时期，父亲一直鼓励她尝试各类文学创作，包括为《小妇人》改写戏剧版，为一个自杀的战俘写独白诗，还写过一篇题为《名利不过如此》的文章，这篇文章主题与自我意识觉醒有关，描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作家”最新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但她的姨母们发现她们在这本书中受到批判，女作家因而遭遇一系列麻烦。还有一篇诗体形式的《喜剧广告》，讲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女主人公，因为性格沉闷的未婚夫不够智慧，不足以打动她，因此决意取消婚约。当时还处于少女时期的塞耶斯写道：“天呐！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应该想的是如何享受人生，而不是和所谓的‘好丈夫’绑在一起！”她在二十多岁的人生阶段始终坚持着这一观念。父母的教育理念对塞耶斯的个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她在往后的岁月中有底气、有信心素成为一位作家。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Chattering classes：聒噪阶层，“都市中产阶级”中政治活跃、关心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媒体和学术上有联系的阶层，通常是一个贬义词。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虽然希罗多德顶着“历史之父”的著名光环，但是比起我们伟大的教育机构这座象牙塔，他的史学技巧更适合今天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名漫游（同时又才华横溢）记者。希罗多德是一名四处漫游的人：他称自己在为史书（《历史》或者调查）搜集资料时，游历了广大的地方，从巴比伦到黑海，从提尔(Tyre)到塞萨利(Thessaly)。他会见官员，收集当地见闻，并保持高度敏锐。他游历的范围可能有些夸大，但重要的是，除了确凿的事实，希罗多德还有机会吸收到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东西方互相敌视的环境之中。剧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公共思维的一个重要处所，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场上，经常上演着慷慨激昂的“反野蛮人”剧目。排外情绪是取悦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因此，在许多剧本中，“雅典人”成了民主、人人平等和男子气概的象征，“野蛮人”则成了专制、等级森严和娘娘腔的象征。海伦是这场与东西方有关的戏剧化辩论的关键人物。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中，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在怒斥海伦的同时，也散布了东方人生活放纵的特点：“你习惯了阿尔戈斯的一小班随从；离开斯巴达之后，你迫不及待想在金河环绕的弗里吉亚过上奢侈的生活。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不够宽敞，不够你在里面肆意挥霍。”在他3年后写的《海伦》一剧中，这名斯巴达王后叹息地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痛恨海伦，海伦在整个希腊的名声已经臭了，因为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到金碧辉煌的东方宫殿生活。”舞台上的这种刻板成见，同样存在于雅典艺术家的工作室中。皮肤黝黑的东方人（例如帕里斯）垂涎皮肤白皙的希腊美女（例如海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瓶瓮和壁画上的特洛伊人越来越多地穿上了波斯人的装束。这两个人种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族逐渐变成了彼此：波斯=特洛伊=坏消息。偶尔，海伦会因为把希腊大陆上不同的族群团结起来对抗东方而受到赞扬。然而这种颂扬却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斯巴达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可能很少，然而类似阿尔克曼《少女之歌》这样的罕见文献资料却暗示着，斯巴达女孩是古代世界中同性恋的支持者这一传闻已经得到证实。众所周知，爱上海伦这个人或者这个理念的都是男人，但是通过吟唱阿尔克曼所作的热烈诗句，女人们也有了仰慕她的机会。对这些夜里独自聚在一起，练习她们的独特颂歌的斯巴达女孩来说，海伦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物。也许需要一些帮助才能感受到脸颊上海伦呼出的气息或者听到她的声音，但是火炬的亮光加上整夜的跳舞和宴饮，可能已经足以改变这些孩子的感觉，使她们相信海伦就在她们中间。在这些容易受影响的头脑里，海伦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个有形的存在。我们可能难以理解，已经死去那么久的海伦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人心目中是多么栩栩如生，但是请注意：对古希腊人来说，所有的神祇和精灵并非游荡在天上，或者住在人们心中，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人间住所。因此，我们知道宙斯住在奥林匹亚，雅典娜住在雅典卫城，而海伦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是斯巴达人的教育女神，她住在斯巴达。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都带着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走上战场。一些人从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中汲取灵感和安慰。其他人则认识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鲁莽而欠考虑、凶多吉少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他们反复地阅读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审视战争的矛盾和混乱时那些谴责和怒斥的段落，荷马认识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仇恨和忠诚、动机和策略均非常脆弱，就跟糖结晶做成的杯子一样。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从根本上来说，道盖特的目标之一似乎是尽可能地将孩子与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环境分开，在那里他们只被视作又一个能干活儿的劳力，而非学生。一周七天的全日制学校教育意味着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触，这样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们受到家中恶习的影响。任何为孩子争取到上学机会的家长都看得出，道盖特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把梯子，让他们有机会爬出贫困的循环。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然而，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她却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渐渐安之若素了。每到九点钟以后，我就感到特别神清气旺，于是出外散步，有时甚至开始了甜腻腻的幻想：“我，比如说，挽救了丽莎，因为她常到我这里来，而我跟她谈话。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狂热地爱上了我。我假装不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大概，是为了装装面子吧）。最终，她羞羞答答而又仪态万方地跪倒在我脚下，浑身哆嗦，号啕大哭，说我是她的救星，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深感吃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对我的爱情吗？我看见了一切，我猜测到了，但是我不敢抢先攻占你的心灵，因为我对你产生过影响，因此怕你出于感激而有意迫使自己报答我的爱情，勉强唤起你心中也许本来没有的感情，而这是我很不希望的，因为这是。独断专行…这是很不光彩的（唔，总而言之，这时我一簧两舌，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式的、神秘高贵、文雅含蓄的语调）。然而，现在，现在一一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心肝，你纯洁、美丽，你是我尽善尽美的妻子。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然后，我们就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一起出国，等等，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时甚至开始了甜腻腻的幻想：“我，比如说，挽救了丽莎，因为她常到我这里来，而我跟她谈话…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狂热地爱上了我。我假装不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大概，是为了装装面子吧）。最终，她羞羞答答而又仪态万方地跪倒在我脚下，浑身哆嗦，号陶大哭，说我是她的救星，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译本前言 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作者在他1859年10月9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就曾提到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我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在这部小说中，我将放进我的整个带血的心。”并说，这部小说“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 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把人物放在主体位置上与之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使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他的过错是同流合污，无法自拔。◆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作蛆的伟大的蛆。◆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是为了不迷信，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我还是迷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己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他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步。”'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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