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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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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陪读家长你要明白，因为你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可能就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教育局，家长不满意的话，过个斑马线就可以去投诉了。你想陪读，是为了孩子好，但对于老师们来说，你的存在是会让他们不自在的。虽然我们也提倡教育多元化，尊重生命多样性，但家长们背负房贷拼学区房送孩子过来读书，你换位思考下，假如你是普通学生的家长，你孩子班上有一个特殊孩子，你会怎么想？希望你能在学校做一个隐形人，不要在家长群里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要求老师多关照你的孩子之前，先想想你能为老师做些什么。你一定要做到隐形、透明。”当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到“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时，她的眼神如同她的语气一样夸张，身边的教导处主任也严肃地点头附和。我被她们如临大敌的气势镇住了，寻思为什么这所小学对特殊孩子这么不友好呢？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普校融合的家校冲突吗？校长电视剧台词般的话激起了我的八卦心。后来打听到，在当年义务教育公办小学招生的七月份，一个原本在这所学校就读但决定转学的特殊儿童家长闯进了招生办公室，言辞激烈，并且向教育局进行了投诉，后教育局还介入了调查。关于这起冲突，我没有深挖，媒体也没有报道。

——朱矛矛《树儿》

上述测量报告，有两点结论值得注意。一是学龄前儿童活动调查表结果显示：“所评估的该幼儿女性化程度不够，有明显男性化倾向的特征，她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识不足，将自己视为男性或有男性特征的人。建议在性别教育方面多加指导，避免男性化特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儿童孤独症家长评定量表结果显示：“被评估的儿童存在可疑的孤独症表现。表现为与人交往困难，运用语言的能力差，日常生活中维持一成不变的行为活动，带领比较困难。”“你在家要多有效陪伴孩子，跟孩子要有眼神交流，与她对视互动，别老让她自己玩。”李医生嘱咐道。“幼儿园老师反映，我的孩子现在开始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会儿了，我以为她肯跟同龄人玩，就没多大障碍了。”“不是的。0—6岁是关键期，超过六岁，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了。你的孩子需要你每天有质量的陪伴，每天起码两小时。记住，你是她的模板。有些孩子患孤独症是因为遗传因素，但也有孩子原本没有孤独症，出于家庭环境等原因，患上了类似孤独症的病。你们刚进诊室时，我以为她是男孩子。四岁的孩子应该有性别意识，能分得清自己是男孩或女孩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另外，你自己也得调整好，只有自己先好起来，才有能力照顾孩子。”李医生进一步解释道。2019年12月16日，树儿在五岁零一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轻度孤独症。“六岁以内是治疗孤独症的黄金期。你的孩子已经偏大了，得尽早到专业机构做康复治疗，越早行为干预越好。”

——朱矛矛《树儿》

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公办学校融合教育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康复，以及社交能力的提升有着极具性价比的收益。扛了四年康复费用压力的树儿爸算过一笔账，上公办小学，一年学费全免，杂费、班费、伙食费加起来不超过5000元，持残疾证每年还能餐费减免，每学期还有1000元的助学补助金。与康复费用相比，上公办小学花的钱简直省出天际。而且，普校还拥有和普通孩子相处的大集体环境，这是最廉价的、最好的社交环境配置。普校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不是孤独症康复机构的社交课所能取代的。

——朱矛矛《树儿》

如果国家倡导特殊教育，那么特校兴建、特教师资培养也是一笔巨大的长期教育财政支出，这还不包括大龄孤独症的职业教育、就业扶持、托养（没办法就业、生活自理能力弱的孤独症患者）等的国家投入。想让每一个自闭儿长大后能有尊严地活着是很烧钱的。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单单靠一个个家庭去独立承担养育特殊孩子的责任，并且保证孩子长大后不成为社会的拖累，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朱矛矛《树儿》

2022年《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Ⅳ》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孤独症家庭数量已经达到1300万，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现在孤独症孩子的出生概率已经达到近1/100。在普通学校，一个年级段里面起码有一两位不同障碍的特殊儿童。政府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普校融合的现实压力，规定假如一所学校拥有五名及以上的持残疾证儿童，那么经特殊儿童家长和校方协商，可以申请批建资源教室，政府一次性拨款35万元用于筹建。在资源教室里，会配备特教老师，定期为校内的特殊儿童上课、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但事实上，已经建立资源教室的普校数量凤毛麟角，拥有特教老师的普校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是家长志愿者在充当资源教室的教师。因为普校会有顾虑，一旦兴建资源教室，配备特教资源，有着庞大人群基数的特殊学生家长会去挤兑在融合教育方面做得较好的公办学校的资源。温州曾有一所公办中学设立了资源教室，特殊家长们得知消息后，纷纷想方设法送孩子去就读，谁知不久资源教室就被低调撤掉了。2023年9月，温州出台了“特教老师巡回入校”制度，先在鹿城区试行，第一批申请落实的公办小学里，没有一所是老牌集团名校。在试行学校里就读的特殊孩子，一个月一次可以得到特教老师的教育指导。该方案至今还在试行期。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阶段能力高的随班就读混普校，能力低的读特校。但从现实情况而言，现在一所普校肯让家长陪读，已经是最大的开放尺度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普校存在“赶人”现象，不少高年级段的随班就读的孤独症孩子会因为各种原因转去特校。市政府近几年还决定在鹿城、瓯海、龙湾三区兴建公立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户籍所在地的特殊学生就近入学。

——朱矛矛《树儿》

我最初决定陪读，一方面是想了解现在小学教育的真实状况，看清楚树儿和她班里的同学到底差距有多少，摸清楚班主任的底细；另一方面是想给其他孩子当保姆，讨好其他小孩，帮助树儿在学校交到朋友。只要不被彻底孤立，哪怕在班级里只有一个小孩对她好，那她在这所学校就能混得下去。只要她感受到学校环境对她是善意的，那么就不太可能厌学。记得2021年，在听暑期残联组织的特殊儿童普校融合专题讲座时，台下的我忐忑不安，提前离席了。回到家膝盖一软，躺着出冷汗，脑补树儿上小学被其他孩子逼到隐秘的角落脱裤子的画面。当时的我坚信，假如不陪读，树儿肯定会遭遇校园霸凌，并且遭遇霸凌后还不懂告状。但假如我陪读，75公斤重的一个庞然大物阿姨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学校里，引起老师侧目、学生围观，持续的难堪我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朱矛矛《树儿》

整个教育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例如，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生委员在这里访问我时曾告诉我，有些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毕业生不知道美国国会是什么，他们脑子里有的只是无尽的数字之争。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不知道奥匈帝国曾经存在过！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海因里希目前也没什么可做，只是试图通过实验慢慢改变现状，至少先在他的学院里。打的名号是：普通人文学科。••••面对这些问题，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头埋在沙子里，但我意识到，很多事都将取决于人们如何做。最重要的是，行动可以防止我们让一切都遵循纯粹的技术。这是非常诱人的，因即使是操作现代生活的设备并使其保持运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59年8月11日）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p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后者正是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自从社会领域的兴起把言说和行动贬私密空间和私人领城之后，尽管我们也可以在公开显示的劳动中变得优秀，但我们的言行能力已经失去了它们从前的大部分品质。公众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奇特的不平衡现象，但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发展和一般的人文发展水平之间的时滞，或者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时滞；公众认为前者已改变和控制了自然，后者还不知道如何改变和控制社会。除了这个论证经常被指出的谬误我们无需重复外，还要指出的一个谬误就是，这类批评只涉及人类心理学的一种可能改变（他们所谓的行为模式），而没有涉及人类居住世界的改变。而对于心理学解释来说，一个公共领城的在场或缺席无关宏旨，有没有真实可触的世界现实也无关宏旨。但是这个解释是相当可疑的，因为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正是后者，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P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对行动之脆弱性的原初的、前哲学的补救之道，乃是城邦的奠基。城邦，由于它源自并始终扎根于希腊前城邦关于共同生活的经验和评判，即什么让共同生活(syzēn)——“言和行的共享”成为值得追求的，因此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它使人们尽管受到某些限制，也能持续地行动，否则的话行动就只可能作为非同寻常的、偶然为之的事业，为此人们必须离开家庭。据说城邦数倍地增加了人们赢得“不朽声名”的机会，即增加了每个人脱颖而出，在言和行中显示他是“谁”，彰显他的独特个性的机会。自始至终，城邦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异乎寻常的事情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恰是才能和天赋在雅典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以及这个城市国家几乎并不令人吃惊地迅即衰落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城邦的第二个功能是为言行的空虚无益提供补救之道，它跟行动者在行动型塑为故事之前体验到的危险密切联系。因为一个值得留名的业绩不被忘却和真正永垂“不朽”的机会并不多。荷马不仅因为他为诗人如何发挥政治功能作出了一个光辉榜样，从而成为“全希腊的教育者”，而且更因为像特洛伊战争如此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在几百年后有一个诗人使之名垂千古，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了。这个事实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人类之伟大，如果不是靠诗人垂诸久远的话，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里不关心希腊城市国家崛起的历史原因；至于希腊人自己如何看待它以及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们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城邦——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Pericles)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与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眼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显然是三位诚实正直的人，难怪他们在审判中抵住巨大诱惑，无一人表现出矫揉造作——这三个在德国出生、接受德国式教育的法官，从不假装听不懂而等他们的希伯来语翻译说完再开腔。翻译几乎话音未落，主审法官摩西·兰道就发言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自已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就像一个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彼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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