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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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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被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或者过去时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鲁迅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怀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而阅读当代作品的时候很难怀有这一样的空白之心。你有你的经验，你会觉得这部作品写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经验，中国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每个地方的风俗和文化也有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以后，年龄不一样以后，经验也会不一样，这会导致带着过多的自己的经验去阅读一部作品，对这部作品的判断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反过来带着空白之心去阅读，就会获得很多。阅读最终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丰富自己，变化自己，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原地踏步，始终如此，没有变化。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任何一次阅读经历其实都是在补充和完善一部文学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作者完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后，仅仅是出版和发表意义上的完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又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和个人感受，通过阅读来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部文学作品。简单地说，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促成了这样的完成，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也在差异化的阅读中体现出来。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翻译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合作。这意味着文学的翻译，就是不同时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还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合作。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然后我花了五百多元去书店买来了《鲁迅全集》，同时十分想念当年文化馆乒乓球桌下面“文革”时期版的《鲁迅全集》。鲁迅不属于孩子们，属于成年和成熟的读者，通过课文强加给孩子们，其实是对鲁迅的不尊重。虽然我真正发现鲁迅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许三观卖血记》也已经出版，在写作技巧和风格上鲁迅已经不可能影响我了，但是在精神上鲁迅会一直鼓舞我。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之外，都拥有一个虚构世界，很多的情感、欲望和想象存放在那里，期被叫醒，电影、文学、音乐、美术，所有形式的艺术如同叫醒闹钟，让人们虚构世界里的情感、欲望和想象获得起床出门的机会。然后虚构世界开始修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开始修改虚构世界，这样的相互修改之后，人生不知不觉丰满宽广起来，并且存储在记忆之中。当然记忆会有误差，误差是在相互修改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在时代差异、文化差异、人的差异等差异之中出现的。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之外，都拥有个虚构世界，很多的情感、欲望和想象存放在那里，期待被叫醒，电影、文学、音乐、美术，所有形式的艺术如同叫醒闹钟，让人们虚构世界里的情感、欲望和想象获得起床出门的机会。然后虚构世界开始修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开始修改虚构世界，这样的相互修改之后，人生不知不觉丰满宽广起来，并且存储在记忆之中。当然记忆会有误差，误差是在相互修改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在时代差异文化差异、人的差异等差异之中出现的。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王蒙的评论还起到过文学之外的作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准备对其进行政治批判，而不是文学批评，当时《北京文学》的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崇为了保护我，就把王蒙抬了出来，说余华这篇小说受到文化部长的表扬。准备批判我的人只好放过我，这是几年以后林斤澜告诉我的。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二十三岁，做了五年的牙医，刚刚开始写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职业是写作，还是继续拔牙。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当时我常常站在医院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一辈子？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我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经常在街道上游荡，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游手好闲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这样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了，我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当时我对自己充满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后的现实是什么。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司仪问孙强：“二婚的感觉怎么样？” 孙强说：“二婚的感觉就是二婚。” 司仪又问：“二婚的婚礼怎么样？” 孙强说：“我本来不想搞这个婚礼，扯个证合法地睡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绵羊不干，只好搞了。” 司仪问绵羊：“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婚礼？” 绵羊说：“不能让人觉得孙强是偷偷摸摸爬到我床上的，要证明孙强是堂堂正正爬到我床上的，所以一定要有婚礼。”孙强听了不服气，他对绵羊说：“明明是你爬到我床上的，怎么成了我爬到你床上了？”绵羊好像生气了，她问孙强：“第一次，第一次是我主动往你怀里扑，还是你主动来抱住我？”孙强不甘示弱，他问绵羊：“是你有事没事打电话约我出来，还是我有事没事打电话约你出来？”绵羊真的生气了，她说：“我约你出来不是约炮，是约文学。”我妻子听不下去了，低声对我说：“有文化的人说话这么没文化。”

——余华《女人的胜利》

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余华《余华文学课》

格罗斯从外倾型中推导出他所称为的“文明天才”，从内倾型中推导出他所称为的“文化天才”。前者对应于“实用的成就”，后者对应于“抽象的发明”。格罗斯在结论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与前一个时代那种浅层的更为外向的意识相较，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内敛的有深度的意识。“我们欣赏那些思想者、有深度者和象征论者。走向纯净的和谐一这便是最高文化的艺术。”①。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没有任何文化从来就是真正完美的，它不是偏向这一方就是偏向另一方。有时文化理想是外倾的，于是主要价值就被给予了客体和人与客体的联系；而有时文化理想是内倾的，于是主要价值就系于主体以及他与观念的关系。在前种状况下，文化表现出集体的特征，而在后者那里则表现出个体的特征。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集体无意识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因而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提到了首位。所以说，荣格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杰出先驱。在荣格那里，人类首先不是作为生理的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先天的集体文化的携带者存在。正是凭借这种先天的文化结构，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我们仍然如此地缺乏教养，以致我们实际上需要外在的律令，需要高高在上的工头或父亲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可做的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如此野蛮，以致任何对人的本质规律的信赖，在我们这里却表现为危险的和非道德的自然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在野蛮人的文化表层下，兽性随时潜伏着，这就足够证实他的恐怖了。然而，这头锁在牢笼中的野兽并未被驯化。并不存在超出自由的道德。当野蛮人释放出他自身中的兽性时，那并非自由而是奴役。因而赢得自由之前野蛮性必首先根除殆尽。从理论上说，当野蛮根性及其道德驾驭力被个体感受为他自身的本质因素，而不是感受为外在的限制时，这种状况就出现了。但是，除了通过对对立的冲突的解决外，有谁能获得这种认识呢？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这种损害作用已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我们现代文化的巨型组织实际上所追求的是对个体的全面扼杀，因为它们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对个体人所具有的优势功能的机械运用。这里真正举足轻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一种分化了的功能。在我们的集体文化中人不再作为人出现：他只不过作为一种功能的代表，更有甚者，人甚至完全与这种功能相等同，并把其他的劣势功能全都拒之门外。因此，现代人被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功能，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集体价值，唯一可能的生计的保障。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集体的倾向阻止了我们对一种有别于主体心理的心理进行了解和评价,因为具有集体倾向的头脑完全不能象借助于投射那样,凭借其他任何方式来进行思考和感觉。我们理解为“个体”概念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人类思维和人类文化的历史中的一种相对新近的获得物。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因而在德国古典思想家的时代会出现对古代世界的极度仰慕，对他们来说，古代世界乃是个体文化的象征，这使得古代世界极大程度上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通常被全面地理想化。有不少人甚至还试图竭力模仿或恢复希腊精神，这些意图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有几分愚蠢，但是它们仍然必须被视为个体文化的先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古代世界中，某些人物显然可以达到很高的个体文化水平，但是整个集体的文化水平却仍然处于相当原初的状态。这种集体文化的伟绩要留待基督教来达成。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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