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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把送外国人一点土特产当成在给外国人输出文化了。
——韩寒《青春》
你希望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日本媒体的提问)。 答:不通过房地产或者卖地,不通过低端的加工业,一样有高GDP,而且是人均。好人不翻墙,坏人进监狱,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有别国模仿的文艺,一样干净的环境,一样自由的空气,看着被关进笼子的权力,把酒言欢,言无不尽。
——韩寒《青春》
你希望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答:不通过房地产或者卖地,不通过低端的加工业,一样有高GDP,而且是人均。好人不翻墙,坏人进监狱,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有别国模仿的文艺,一样干净的环境,一样自由的空气,看着被关进笼子的权力,把酒言欢,言无不尽。
——韩寒《青春》
好在新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所以也避免了现代文化遗产被别的国家抢去的恶果,于是盛传韩国人要抢我们古代的文化遗产,从四大发明到文人墨客,都成为韩国人争相论证有韩国血统的对象,我中华民族文化人五千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过可以随心所欲写文章的时候,基本上还没写出代表人类进步的东西来,身体器官就会缺少一点什么,大则脑袋小则鸟,写点前朝的事已经算是最大尺度了,所以留下的真正文化遗产屈指可数,我们都是很宝贝的,你随便抢走一个,我们就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啊,大家的激动我很能理解,如果我们国家哪天宣布莎士比亚,伏尔泰,高尔基,舒伯特,但丁,雨果,海明威,川端康成均拥有中国血统,我估计八国联军得再出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成熟国民对自己国家自豪感的重大来源。
——韩寒《青春》
可能有人要说,你在这里为什么不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呢?其实我最恨的是这句话。在座的各位,包括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我相信你们都是抱着理想加入了这个行业,但是到最后也变成了迫于生计。在座的各位嘉宾朋友,任何一个精神独立、作品带有批评色彩的人,对于自己所在的行业都有着不少建设性的意见,相信在大家年少不懂事的时候也没少提过。包括我自己,对于汽车行业,对于文化行业,做的很多不光光是批评。但是你知道,提一些建设性意见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掌权者需要你的建设性意见,你所有费心想的意见完全得不到任何的回馈。与其这样,我要么做个歌颂者,要么做一个批评者,我绝对不做一个建设者。
——韩寒《青春》
中国图书的传统版权的保护已经做的非常之差,中国的百富榜中一大半都是房地产商,没有任何一家是互联网以外的文化产业,中国最大最顶级最挣钱的出版社拼命一年的利润还不如房地产商卖一套房子的利润,整个出版行业的利润还不如人家上海闵行一个倒楼的利润。我们是践踏文化的大国,绝对不是文化大国。现在谁跟你说他是一个文化人,那麼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机场看了两集文化论坛的暴发户。都说以后靠数字版权,但是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大家,我所有的图书,累积十年,所得到的数字版权的所有收益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平均每年100元,平均写一本书通过数位阅读可以赚10元。数字盗版比传统盗版更加影响作者的收益,如果每个读者都乐意于看到自己的作者的免费文字的话(比如你观看本博客),那麼很快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作者转行再也不写了。很多读者愿意花200万买一套房子,给开发商赚去100万,2000块买一件衣服,给厂商赚去1800元,40000元买一个牌照,给政丨府赚去40000元,为什麼不愿意20块钱买一本书,给作者赚一块六毛钱呢?
——韩寒《青春》
君子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这次李厚先生就翻译得很好了:“君子严正面不争,合群而不偏袒。”
——余秋雨《君子之道》
我自己的兴趣焦点,只在以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探索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并从历史的选择、大地的沉淀中,权衡是非轻重。我还故意把自己的读者,划定在文化学术圈外的普通民众。这种划定,当然也与文化人类学有关。因为我坚信,与普世社会的真实互动,哪怕是浅语轻言,也超过那些小圈子里的唇焦舌燥。
——余秋雨《君子之道》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这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间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 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右之后与别人的目比赛。
——余秋雨《君子之道》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 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之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 明明营养已够,但所谓“饮食文化”却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安居,但“装潢文化”却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
——余秋雨《君子之道》
“君子有礼”,一是“敬”,二是“让”,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的平视;让在于“礼之用和为贵”。君子之礼,与美同在
——余秋雨《君子之道》
我们没有那么小气,小气到放生一唱,就要从山崖间捡拾每一缕回声
——余秋雨《君子之道》
以文化外饰冒充道德主体,其后果之恶劣、广泛、长久,远远超过那个乡间秀才冒充医生的事件
——余秋雨《君子之道》
中国文化千年未消的一个病穴:假。中国文化历来最大的弱点,是严重缺少证伪机制。特殊之假,起于骗子;中度之假,起于牟利;广泛之假,起于文化
——余秋雨《君子之道》
社会上高智能、高学历、高文化的犯罪,已经越来越多
——余秋雨《君子之道》
语言学家所谓的模棱两可,指的是人们讲话时对填充短语(filler phrases)的使用,例如,“ust”(就,只是人"you know”(你知道)“well”(嗯,好“so”(哪么;所以;嗯人“I mean"”(我是说)以及“I feel like”(我觉得)等。这些短小的口头禅备受争议,最早正式谴责它们的现代语言专家之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科夫就指出使用模糊限制语是犹豫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己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u kn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类似我弟弟这种出于本能随意评判别人副词使用错误的做法并不少见。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谴责别人的语法错误是最典型的傲慢行为之一。“当批评对象是语言时,你会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并为此感到骄傲,”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者来炫耀你的极端敏锐:‘我有点像语法纳粹,我不能忍受人们的语法错误。” 然而,有这样一种人,你绝对不会听到其纠正别人的语法,那就是语言学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语言科学家对语言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实际上是怎样的。德博拉·卡梅伦说,公开纠正别人的语法是“不体面的行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规定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一也就是你的英语老师让你学的语法一是一种强大的、不变的力量,它永远存在着,就像引力或太阳一样。我们忘了,语法规则是由人类发明的,它们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被认为是“正确语法”的东西在50年前可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反之亦然。还记得“ain't”这个短语吗,它曾经属于英国上流社会,温斯顿·丘吉尔就很喜欢用它。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它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受歧视的语法形式之一。T盟题货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有某些特定的语法规侧承载着比其他任何语法规则都更重的压力。说话者每天使用的一些最常见的语法结构一名词、形容词、后缀等—一都正在俏悄俏泄露着说话者关于人类性别的想法。所以下次当你的同事、你的兄弟姐妹或推特上的某个混蛋试图嘲笑你的副词用法时,你要准备好本章的知识,予以回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莱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建立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一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一一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一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兒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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