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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exotic、foreign、alien、international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欧洲豁免说”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这个日后在精神病院连续住了九年并在最后三年被连续不断的电休克疗法折磨得身心交瘁的人建议,戏剧应当给文化施行一种休克疗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以浪漫主义者树立起的艺术的宏伟目标(作为智慧/作为拯救/作为文化颠覆或者文化革命)作为衡量其成就标准的现代主义已经被其自身的一个大胆的版本所代替;这一版本使现代主义趣味得以以一种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规模传播出去。撇开其英雄形象,撇开其自称为一种敌对的感受力,现代主义已被证明与高级消费社会的精粹极其和谐。现在,艺术是名目繁多的满足的别名,代表着无限制的剧增和贬值,代表着满足本身。在一个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地方,做成一部杰作似乎是一种倒退的举动,一种天真的成功。杰作总是难以令人置信(就和有人为之辩护的妄自尊大一样),现在,杰作真是凤毛麟角了。杰作倡导巨大的、严肃的、具有约束性的种种满足。它坚持认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而非仅仅有趣;艺术是一种必需,而非仅仅是一种实验。杰作使别的作品相形见绌,它向当代趣味那种轻率的折中主义提出挑战,它将赞赏者抛入一种危机状态之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阿尔托在不同时期,先后追随了所有三条游客最多的从西方高雅文化到“别样的文明”的想象之路。首先来的是一战刚结束体现在黑塞(21)、雷内·多马尔(22)和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所谓东方转向。其次是对西方过去被压抑住的部分——异教的精神或完全是神奇的传统——所产生的兴趣。第三是对所谓原始民族生活的发现。把东方以及西方古老的摒弃社会道德规范的、超自然的传统,还有异国情调的前文字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是,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它们均在别处。这三条路均代表了往昔的价值。尽管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今天依然存在,然而,一九三六年阿尔托前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的幸存便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价值属于过去,一如阿尔托一九三三年在创作历史小说《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23)时所研究的古代近东神秘宗教的价值一样。“别样的文明”的三个版本都见证了对一种建立在公开的宗教主题和对世俗社会的逃离之上的社会的同样寻求。…这种怀旧常常是兼收并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找到其历史位置的,是现代主义感受力在最近数十年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可疑的一个层面。从根本上讲,这是殖民主义观念的一种美化;是对非白人文化在想象中的剥削,其道德生活被大大地简化,智慧则被掠夺并受到嘲讽。对这一批评,尚无令人信服的回应。但是,针对另一种批评倒可以回应,即“别样的文明”的追寻认为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精确了解。这种追寻从来就不追求这样的了解。其他文明是被用作样板,它们能够作为想象的刺激物,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并非里芬斯塔尔与纳粹有关的过去突然之间变得可以接受了,而只是随着文化之轮的滚动,它变得无关宏旨了。开明社会解决这类问题靠的是等待趣味的循环来消除争议,而非从上面印发一份冷却的历史副本。…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旧观念的法西斯主义版本显着的特征在于它对所有思考性、批评性,以及多元的东西均表示蔑视。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在里芬斯塔尔有关原始德行的专题资料汇编中,受到赞美的几乎不是原始神话、社会组织,或者思考的复杂和微妙。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某些人是疯子这样的认识是思想史的一部分,对疯狂下定义离不开对历史的考察。疯狂意味着不合情理——意味着说些不必认真对待的话。但是,这完全得看一种特定的文化如何界定情理与认真;历史上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所谓疯狂,指的是不能从一个特定的社会判断中被思考的东西。疯狂是设定了界限的一个概念;疯狂的边界决定了所谓“他者”的定义。疯子是这样一个人,即他的声音社会不想倾听,他的行为社会无法容忍,他应当受到管制。不同的社会运用不同的定义来界定疯狂(即什幺叫不合情理)。…人们认为有一种通用、正确和科学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疯狂与否(如同在美国、英国和瑞典而非在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执行的那种心理健康政策)。这根本不对。所有社会对神志清醒和疯狂所下的定义都是武断的;从最为宏观的意义上讲,是政治性的。…正如阿尔托一九二五年在《致疯人院医疗负责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个人行为均是反社会的”。这是不受欢迎的真相,与资本主义民主或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也许极不调和,但是,阿尔托是绝对正确的。行为无论何时变得足够个人化,客观上,它就变得反社会,而且,在他人眼里就是疯狂的。一切人类社会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何应用疯狂的标准,谁受到保护,或者,(出于经济的、社会的、性别的,或文化的特权等等原因)谁又部分地免于投入监狱的惩罚,这种惩罚对象基本的反社会行为表现在不合情理。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激发起法西斯主义美学主题的艺术现在受到青睐,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很可能只是坎普的一种变体。法西斯主义可能仅仅是时髦的,也许,伴带着趣味,那不可抑制的杂乱的时尚将会拯救我们。但是,对趣味所作的判断本身似乎不是那幺单纯。十年前,作为少数人的趣味或敌对趣味似乎非常值得为之辩护的艺术,今天看起来,似乎再也不值得了,因为它提出的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已经变得严肃,甚至危险起来,当时还不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高雅文化中可以被接受的,到了大众文化里就不能被接受,只提出无关紧要的道德问题作为少数人的一种特质的那些趣味,一且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便蜕变为一个让人腐败的因素。趣味是语境,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现代作家……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作品从它的一次独特的体验中的地位获得证明,它假定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个人整体性,而所谓的“作品”只是其副产品,一次不充分的表达,如此而已。艺术成为自我意识的一次声明,该意识预设了艺术家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他(阿尔托)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是文化的医生,同时也是该文化中病痛最为剧烈的病人。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1938年初,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后没有马上离开法国,他解释说“这里还有立场需要捍卫”。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理水】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鲁迅《故事新编》
一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6],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7]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11],”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13]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二大家略有一点兴奋...
——鲁迅《故事新编》
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鲁迅《故事新编》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一致称赞着饼样的精巧。然面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叹赏它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去享这样的清福;吹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鲁迅《故事新编》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一致称赞着饼样的精巧。然而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叹赏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去享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鲁迅《故事新编》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幺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幺样?”······“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鲁迅《故事新编》
一: 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二: 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
——鲁迅《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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