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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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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掺和在历史的洪流中，历史的洪流不会被这些平凡的生活阻挡，却也永远少不了这些生老病死这些缘分。”
——宗璞《野葫芦引》
下面是爹爹写的几行字： 我在考虑一个历史问题，我想它插不进你的生活。我们读的历史，都是写的历史，和真实是有距离的，能测量出有多远就好了。你们在创造历史，能留下你们创造的真实，又要多少斗争。——爹爹。
——宗璞《野葫芦引》
历史学家不能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历史官僚，他应该成为忠实于其探索和冒险职责的漫游者。因为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历史学家对马克·布洛克的教海并未有过足够的思考）是，历史“还是处于童年的科学”。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咿呀学语，这一前历史阶段从希罗多德（Hérodote）一直延续到马比荣（Mabillon）神甫，关于这位神甫，马克·布洛克在后文中提到，“1681年，《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出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部著作“最终奠定了档案文献批判的基础”。历史直到19世纪才成为教学内容，即使在这个奠基的世纪，历史仍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之间犹豫不决，而此前的初生时期就更需要我们反思了。对历史学家而言，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谦卑的，但也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对历史学而言，求知之风几乎尚未吹起。历史认识还处于黎明期。我们一直处于黎明期。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这个说法仍然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 当然，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不过，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对原子物理来说，一个放射体变为其他物体所需要的秒、年和世纪的数字是一个基本数据。某种巨变的完成需要千年还是在旦夕之间，抑或尚未完成，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质学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学科，但物理学家不太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相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满足于证实恺撒（Cesar）花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或者证实路德（Luther）用了十五年从爱尔福特（Erfurt）的正统派见习修士转变为维滕贝格（Wittemberg）的宗教改革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征服高卢在欧洲社会变迁的时序中的准确位置；在不否定马丁·路德修士的灵魂危机可能具有持久意义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只有准确地确定这场危机对命运轨迹的影响——这种命运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也是作为个人命运之气候条件的文明的命运——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恰当的解释。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该词事先并不妨碍任何研究取向，不管研究本身是优先面向个人还是面向社会，是注重对瞬时性危机的表述，还是追踪那些最持久的因素；历史词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条，从其最初的词源上说，它所涉及的唯有“研究”。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也是一门尚处于童年的科学：就像所有以人类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一样，它是理性知识园地中的迟来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很久以前就以叙述史的萌芽形态出现了，而且虚构的成分长期充塞其间，但历史学依附于直接可感的事件的时间甚至更为久远，因此，作为一门理性化的分析学科，历史学仍然十分年轻。它正努力深入事件的表象之下，在摈弃传奇和修辞的诱惑之后，它还须排除各种在今天看来更加危险的毒素，这就是旧式的博学以及伪装成常识的经验主义。就其方法论的某些基本问题来看，历史学并没有超越其最初的摸索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菲斯泰尔·德·古朗日和他之前的培尔（Bayle）都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历史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难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一活动场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吸引人的想象力。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一场景在遥远的时间或空间中展开时，它便具有一种奇特而微妙的迷人之处。伟大的莱布尼茨曾向我们透露这样的看法：当他从抽象的数学思辨或神学思考中走出来，转而解读德意志帝国的古老宪章和纪年作品时，他像我们一样，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我们尤其不要为此感到难为情 让我吃惊的是，某些人就有这种想法。为了让感性蒙受如此激烈的控诉，就必须认为它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理解力：这真是个奇怪的谬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现在应该回到本章的核心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各构成要素是以纷繁错杂的形态沉浸在历史中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还有各种微妙的心态因素”。在这里，马克·布洛克向新史学的伟大先驱之一基佐（Guizot）表达了敬意，基佐在谈论综合体（complexe）时说：“该词的意思是，人民生活的所有要素、其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会聚在一起”。“如何称呼”这一综合体呢？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个术语（或曰一个观念），而吕西安·费弗尔已阐述了它的历史，这就是“文明”（“civilisation”）。我不想否认这个术语的意义，但是，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今天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法文和法国文明中。别的地方盛行的是“文化”（“culture'”），然而，这个概念与文明不是一回事，也不处于同一性质层次上。这无疑是时代的特征：文明因为其精英主义而受到大众文化的谴责和排斥，后者现已侵人史学领域，并使得史学更具物质色彩并降低了其人文性质。费尔南·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取代“物质文化”的努力看来也失败了。应该对这种去人文化听之任之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重要的是应认清这一点：文献、证据“不会自己说话，除非人们知道如何去考察它们……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这种说法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观念之间的对立显而易见，不过，在这一点上，马克·布洛克与著名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不谋而合，彭加勒在对自己和同道的科学实践反思过后论证说，科学发现的产生过程开始于预先的假设。1902年，彭加勒发表了《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人与人之间天差地别，因而观察能力也不是一个社会恒量。某些时代的观察能力较为匮乏。举例来说，虽然今天的大多数人对数字的敏感度还不很强，但中世纪编年史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更为常见，因为我们的感知已深受数学的浸染，正如我们的文明一样。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证据的错误终究是由感知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历史学恐怕只能将研究交给心理学家了。然而，在上述缺陷中，除了相当普遍的思想上的小故障，很多是由特定社会氛围中十分鲜明的因素造成的。因此这类缺陷通常【像谎言一样，】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仅仅确认欺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找出欺骗的动机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欺骗的线索。只要欺骗的因由尚有不明之处，欺骗本身必然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因此问题只弄清了一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谎言也是一种证据。若仅仅证明查理曼颁给亚琛（Aix-la-Chapelle）教堂的敕令是赝品，便只是避免了一个错误，而不是获得了一项知识。我们能确定这份赝品是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éric Barberousse）的近臣们制作的吗？这位皇帝是想以此来为他的帝国梦想服务吗？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面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新视角。史料批评从追索作伪行为转向了作伪者；也就是说，这一做法符合史学的座右铭，因为它转向了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即使表面看来至为清晰和直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只有在人们考察它们的时候才会说话。在布歇尔·德·培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之前，索姆河（Somme）的冲积层上已有大量的燧石，跟今天一样。但这位考察者还没有到来，因而这里也就没有史前史。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世纪史专家，我几乎不知道还有比契据集更吸引人的资料了。这是因为我大致了解我想要从中得到的是什么。相反，一部罗马铭文集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虽然我好歹能看一点，却不知如何去运用。换言之，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在任何科学中，】被动消极的考察从不会得出成果，如果这种考察真的存在的话。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学科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价值的判断而追寻历史的起源则更不足取。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这样，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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