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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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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的评判，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给历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绝对化，并据此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历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历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假如，除去这类无需解释的事实，历史就没有任何确定性，那么，历史著作将沦为断烂朝报，而毫无思想价值可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还是耐心点吧，历史学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历史学当作替罪羊，错误应归咎于那些劣等的史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间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满足于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要了解当代的事务，情况也同样如此。要了解现代社会，难道仅仅埋头阅读议会争论和内阁文件就足够了吗？还要具有研究财务报表的能力，而不至于像外行对象形文字那样对此一无所知，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在机器盛行的时代，难道能允许史学家对机器的构造和改进视而不见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语言是任何理性认识不可或缺的工具，难道有什么法律不准我们使用这些语言吗？例如，我们要论证“工厂制度”，这时并未因此创造个实体，而只是在一个名称之下尽量收集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所具有的共性才是存在本身，也就是这个名称所要指的意思。所以，这些专有名词本身是完全合理的，错误往往是在使用的时候才产生。若选词不当或用词太死板，一个本来有助于分析的符号反而会无助于分析，它就会引起时代的误置，而误置时代正是历史科学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而言之，文献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证明，也无疑极有价值。但和其他史料一样，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必须经过考证。每一个重要的术语，每一次独具特色的文风转变，都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但要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语言现象与一定的时代、社会或作者的习惯用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古代的文献就更应如此否则就很可能弄错年代。12世纪的王室涂油礼被认为是种圣礼，“圣化”一词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并未具有当代神学所赋予它的含义，如今，“圣礼”的定义已十分明确。其他有关的词汇也同样如此。虽然事物的存在先于命名，但命名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标志着人们达到自觉认识的关键阶段。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而且，我们知道，目击者往往不能察觉事件的直接因素，后人就更无从了解了。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难以预见的历史“偶然性”。如果说最精密的工具也无法辦别那些微不足道的证据，我们或许会因此感到自慰。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证据，人所设想的它们与历史演变因果长链之间的联系免有些谬误，历史科学永远不会彻底消除这些误，也无权自称能消除这些谬误。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考察这些因素时，不会犯观察突发事件所难免的错误。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这真是幸运的巧合，伏尔泰已多少领悟到这一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就会感到愤慨，就会斥历史为“无用”。但是，“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寓言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种等级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而不能将分类绝对化，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实际上它们也值得人们注意，一但这总是一种选择，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当讲究概念的精确性，他曾试图给概念加上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看来他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请注意，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常说“谁对谁错呢？”学者则满足于提问：“为什么？”他承认答案不会那么简单。无论是一般的偏见，或逻辑学家的假设，还是律师起诉的习惯，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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