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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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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客词，就是“negative” 和 “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整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E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e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农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件大事就是探究观念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这和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哈耶克有相通的一面。所以，有些学者把他们都归入一个共同的思想群落，叫作“冷战自由派”。这个思想群落还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等。但这个标签并不是他们自封的名称，而是后世研究者赋予他们的。 “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功用在于深入地理解现实，去“讲通”现实世界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有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的大历史三部曲非常有名。在《今日简史》中，他写下了这幺一段话：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赫拉利的意思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故事：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法西斯主义被淘汰了，只剩下两种故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自由主义。而到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故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在今天，自由主义这个故事似乎也讲不下去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一，前者(渐进社会工程)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乌托邦社会工程)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的转让，等于盗窃或者强制芳动。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难道诺齐克反对一切税收吗？也不是，他同意最低限度的征税。只用于国家履行安全保障功能，而不是财富分配。这就要提及他的国家理论。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 te）。这样的国家行使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是“最小的”）：只要保障个体公民的基不西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就不应当再有其它功能。对于个人之间自由自愿的交易活动，政府也无权干预。 “最小国家”根本不会担心社会经济的分配模式是什幺，而只要保障人们持有的程序正义，也就是满足持有正义的三个原则。诺齐克认为，这样的最小国家，把个体自由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框架，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乌托邦群体。佛教徒可以自由结成佛教社群，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组成共产主义社群，唯一的条件是彼此自由自愿的同意。在诺齐克看来，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两种不同的正义理论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幺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延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膜式。诺齐克反对任何“模式正义”理论。他认为，只要你允许人们的自由交易那幺任自慨定的结枸模式都无法维系。必须通过强制的再分配才能回到展式。在他看来，模式正义”在道能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微就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深入“历史的终结”的英语词义“End of History'”，我们会发现，在“History”"和“End”这两个关键词中，暗藏着玄机。首先是“History”，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他的故事”。但福山强调，他说的这个“History”，其中的必须大写。这个大写的历史是什幺呢？简单地说，不是实际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而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种讲法很厉害，能把所有故事一网打尽，全部纳入自己的讲法中，整理出一套规律，这就是大写的历史，即“普遍历史”。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祛魅意味着什幺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是把祛魅当成是世俗化一人们不信宗教，就是祛魅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要比这复杂一点。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宗教”和“迷信”连在一起说，“宗教迷信”。但在西方历史里，宗教和迷信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对应到祛魅这件事情上，祛魅其实分了两步，先针对迷信，再针对宗教。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叫“宗教的理性化”，就是驱逐原始宗教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就好像中国人也会区分江湖迷信和真正的佛法高僧，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去除那些装神弄鬼的事情，让宗教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来。在这个阶段，祛魅并没有瓦解宗教，反而使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说到这儿，你就能明白为什幺那幺多科学家都是虔诚的教徒。比如牛顿，再比如发现了遗传定律的孟德尔（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父）。还有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的科学素养都很高，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他们都重视理性，追求理性的发展。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的这个观点其实借鉴了早期学者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阐释。在某种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中，为了“获得承认”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开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奴隶承认奴隶主，满足了奴隶主的承认需求。但奴隶没有获得承认，就开始反抗奴隶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始终有不同阶层和身份的群体加入这场斗争。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侧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吏终结了”。这就是福山展现的第一套武功，为“历史终结论”做出了历史哲学的论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非同小可，带来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现代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并且挑战传统，自觉地面向未来、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现代”的含义：现代就意味着崭新的重大变革，也可以被称作“古今之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人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生而带有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做事的部分。色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唱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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