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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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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己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传统中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康雍之间的皇位更替不仅改变了教士和康熙众多皇子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那些跟这些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延才又欧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特。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一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研究历史需要站到当时人的环境中去体会。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白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物，无法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观所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好选择。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我曾经问过朱妮娅，她高中时都读什么书。她说当时读过的书有两本难忘。《基督山伯爵》隐忍地蓄积力量，缓慢冷酷地报复，教会了她在叙事中控制节奏。波伏娃《第二性》如同一记重击，揭开她了解两性世界的大幕。原来女性是由上千年的历史塑造成为“第二性”的，原来自己身在其中根本没有觉察。从这本书开始，她才开始意识到社会中固化的性别观念，开始想象她作为一个女性个体的解放可能。这些书表面上和高考无关，但深深影响了她的写作和思考。现在她也希望学生们能自由自在地去读，不要怀抱太多的功利目的。每个人与书籍共振的部位不同。哪本书“有用”，哪本书“无用”，你得打开自己，去碰撞，其他人并不能替你做出预言。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宋璐相信，一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最好能在照片中呈现这个事件和环境和历史的横纵关系。这样的视觉作品，信息会更饱满。他喜欢用烘云托月的方法拍照：拍摄野生动物迁徙，他得提前了解食源地植被，橡胶林发展，当地退林还耕的状况。先把选题发散开，考虑怎么将这些因素视觉化，再列出详细拍摄计划，包括镜头远近、元素对比等等。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古代印制石经要好几步，先从碑上拓下来，再把它们剪成一致大小，然后装裱成册。《开成石经》中的同一块石头，他买了各种版本，一页一页地比较。几本清代小册子做工尤其讲究，内有橘红色衬纸——“万年红”，把蛀虫挡在书外。“万年红”是广东南海的发明，本纸为竹子纸，再用四氧化三铅加入添加剂和桃胶溶液，刷在纸张上，阴干而成，蠹虫都不敢靠近。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微风过后，佳木繁荫，这个春天着似日长如年，实则急景匆匆，谢幕的花事，一如折损的年华，往来之间，了无痕迹。千古兴亡，不过浮尘生灭间，人生后悔之事太多，纵算历史重演，亦更改不了它的沧海桑田。

——白落梅《相逢如初见，回首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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