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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 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 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鸟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 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1945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 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 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 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传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发展为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当时,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状态”。他还主张,启蒙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用理性来检查以往未经反思的信念,无论是神圣的上帝,还是威严的法律,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 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现代就意味着崭新的重大变革,也可以被称作“古今之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72:首先要追间的是,“历史终结论”究竟是一个哲学理论,还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如果是一个哲学主张,只要逻辑自洽,你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那就要接受事实证据的检测,而且必领是“可证伪的”。如果遇到经验反例,“历史终结论”都可以自圆其说,那它就“涉嫌”伪科学。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吗?他的证伪主义告诉我们,永远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28:有一个你可能听到过的话题: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为历史上的罪责道歉?照理说,这是一个完全正当的要求,比如德国应该为二战时纳粹的暴行道款,德国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同样地,美国应该向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道歉,日本也应该为侵华战争道款。 国家需要为历史罪责道歉,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还有人反对吗?还真的有。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就反对向原住民正式道歉,他说“我并不认为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应当为前辈人的行为道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如果有一天,人类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而重蹈覆辙,也许就会再次想起波普尔的告诫和提醒: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你想,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幺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也就无法用科学方法来预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注重持有的历史来路,而不是看结果。这对弱势群体必定不利吧?也不一定,要看弱势是如何造成的。比如,黑人由于种族歧视被侵犯的自由权,他们的不利处境就需要按照矫正正义原则来补偿;再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被剥夺的土地也应当获得补偿。但其他一些不利处境,比如天生残疾、不够聪明,或者个人因为懒惰而贫困,只要不是他人强制造成的,那就无法正当的要求补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和平等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在大革命一开始,普遍的自由权还只是理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要求平等的享有自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随着历史不断演进,平等的压力不断上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擡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1.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后者要追求最终极的善。2.前者寻求改善人类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现实中却加重了苦难。3.从历史上看,渐进的改良往往能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创造的乌托邦规划基本都会引发悲剧。所以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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