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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儿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湿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浑蛋,我婴人邓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雅,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道,我很不喜欢傻通,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路内《少年巴比伦》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浑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路内《少年巴比伦》
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
——路内《少年巴比伦》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甚麼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麼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瓜,我很不喜欢傻瓜,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路内《少年巴比伦》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路内《少年巴比伦》
他又安慰自己,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先挨打再写欠条——不挨打谁会写欠条?挨了打谁会不写欠条?这很像历史使命。
——路内《花街往事》
皮带也可以打架,但必须是很粗的铜头皮带,我被黄莺用这个玩意儿抽过,知道厉害。有些流氓在街头打起来,找不到兵器,就抽出皮带对打。但后来满街都是温州人的皮带,看上去很美观,质地很软,绑在裤腰上都有可能断掉。流氓也爱美,都照这种皮带,还带着花花公子、皮尔卡丹的带卡,那就不能打人了。皮带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与此命运相似的还有条凳,据说流氓在饭馆吃饭,一言不合就抡起条凳打人,后来条凳没了只有折凳,再后来只有塑料凳,那玩意儿敲在头上也就跟苍蝇拍差不多。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
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这条大河,也是攸关生死的契机,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
——徐则臣《北上》
这些老物件曾经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在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小博物馆”尽力将其留下,为本地存一份细节鲜活的简史。客栈通过各种渠道把老物件收购来,根据类别作相关搭配,装饰到大堂、客房、茶吧、小会议室。每家客栈只有十来间客房,最多不超过二十间,所以收购的古董必须精挑细选,稀有、珍贵,还要有地域特色。
——徐则臣《北上》
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ー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 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珍异宝
——徐则臣《北上》
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长埋在地下。
——徐则臣《北上》
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幺,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娜一类人。 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 真正企图为“文革”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 而这是特别需要区分的。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由于考虑到南北之历史影响的区别,共和国的一碗水并不是端得那幺平的。对南方似乎相对宽容些。这使我当年很替北方感到压抑过。尤其上海的一些郊县,比如嘉定、宝山、川沙,农民们用担子挑了蔬菜以及鸡、蛋、黄鳝、蟹、鳖什幺的形成市街的情形,似乎和电影里旧中国南方郊县的情形差不了太多。这大概也是为什幺“改革开放”以来,一给老百姓政策,南方民间小商业链迅速构成,如鱼得水的先因吧?可以说,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着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入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无知识分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知识分子除了文人,至少还应 包括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中国至今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仍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管制、热衷于追求管制的另一种心里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赖到家了似的。在传统仕途和现代市场两者之间,知识分子们每每陷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们都较看重价值的长久性,都希望自己的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仅速变成为钞票,而且能在科研和知识的本质意义上有所贡献。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已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幺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幺证明知识分子的确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自立了。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或许会形成。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按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构成:1,一,二三流影视明星。中国电视剧制造业目前仍热火朝天,仿佛五八年的大跃进,电视剧大获成功其利润最高棵翻成本的数倍。就单位利润而言,它的利润高于房地产,高过保健品。受益于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还有编剧们。北京每集电视连续剧的普遍价位为一万至一万五元。2,年收入仅次于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要数歌星们了。在走穴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面,有影星客串歌星者,一天里索得过十几万出场费。出道最早并且随即大红大紫的歌星们,当年挣得是中国老百姓充大头的傻钱。现阶段,后来人的成名和成功都不太容易了。3,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和书法家。画家,书法家的名气越大,他们的画和字的收藏价值越高,其实就是钱的保值和升值方式。除了拍卖场中产阶级画家通过民间经纪人将作品薄利多销销往国外从而变画为钱。4,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资本积累阶段,和官府的灰色关系以金钱和美女为纽带,深深的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仗着行贿和官员称兄道弟,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些比他还精的官员会不会某天丢车保帅。5,在前三组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有单位公有体制内的在业人员,享受着公有资源的福利。西方文化,影视中的中产者给我们的形象是温良恭谦让,这总体形象并非全为艺术加工,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构成,主要由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有小商人小企业主构成。西中产阶层的知识化至少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使这一阶层带有很强的吞吐能力。它积极的容纳一切在经济方面已然中产起来的人也善于积极的以借层意识本能改造后加入者的不和谐特征。中国的中产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在近代中国,这一阶层算是新生。资产者始终使资产者中产者始终是中产者,两者的转换不超过百分之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地讯仅进,对"中方雇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们是中国中产者的储备阶层。将由中产阶级的下层而渐变为此阶...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一石激起干重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英雄好汉”们,纷 开始了他们白己的长征,他们擎举起自己的旗积,高唱者对 自已的颂歌,清怀英雄主义的豪情,大踏步地走向延安,韶、 盘义、北京。沿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进行“革命大串为 亲,播下一推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种,以为如 此等等的作为,也算是“丰功伟绩”了。以为自已也肯定将会彪 炳史册了。以为自己在使全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二茬罪”的 历史的严峻关头,也都不愧是一场大革命的弄潮儿,人民将来 可能也会称他们为“大救星”,像感谢上帝一样感谢他们。当参用 然,绝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长征队”队员都作如是想。目的也根 本不在于投机,仅只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证明,一种潜意识女们 的“精神”挑战而已。如果历史客观地公平地发言,那幺它应该传 承认也应该证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切行为,一 切行动,都只不过是自我表现,自我证明而已,掺杂着压抑长科 久的充分的发泄,走向极端的英雄主义,对历史的变态的桃战 意识,扭曲到妄想地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还根本没有考虑到 有什幺投机的必要性,也还根本没有学会投机。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 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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