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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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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仅有一种原则曾经被设计出来，把一群丧失了对共同世界的兴趣，感到他们不再被一个世界联系和分开的人们，仍然保持在一个共同体内，这就是基督教社团的原则。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们中间寻求一个牢固得足以取代世界的纽带，正是奥古斯丁提出不仅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谊”，而且把全部人类关系都建立在博爱(charity)的基础上。博爱，虽然它的非世界性完全符合于人类对爱情的一般体验，但同时又与爱情不同，就像世界一样是某种在于人们之间的东西： “即使强盗之间[inter se]也有他们所谓的博爱。”[44]基督教原则的这一令人惊讶的表述实际上是经过高度选择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博爱纽带虽然不能建立一个它自身的公共领域，对于基督教主要的非世界性原则来说却已绰绰有余了，它可以相当好地带领一群本质上无世畀的人，一群圣徒或一群罪人穿越此世，只要世界本身被理解为注定要毁灭的，在它之内的任何活动都被人们以临时性的方式、以“只要世界还在延续”（quamdiu mundus durat）的方式来进行。[45]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性质最初就体现在它应当形成一个“肉体”（corpus）、一个“肌体”，其成员都应当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彼此联系的要求中。[46]这种共同体生活的结构模仿家庭成员 54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家庭成员关系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关系。一个公共领域决不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因此也不可能从基督教社团生活中发展起来，只要规定这种生活的原则是博爱而非其他的话。即便如此，我们也从历史和修道院（唯一的尝试以博爱原则来做政治设计的一种共同体）制度中得知，在“现世生活的必需”（necessitas vitaepraesentis）[47]要求下进行的各种活动，由于也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3 生的，会自行导致建立某种反一世界(counterworld)，某个在此秩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不仅仅是一个所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问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私人性质无比重要，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夺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东西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这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的隐私就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庇护私密性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被发现的，从而它与后者有着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现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多数和长时间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为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对行动之脆弱性的原初的、前哲学的补救之道，乃是城邦的奠基。城邦，由于它源自并始终扎根于希腊前城邦关于共同生活的经验和评判，即什么让共同生活(syzēn)——“言和行的共享”成为值得追求的，因此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它使人们尽管受到某些限制，也能持续地行动，否则的话行动就只可能作为非同寻常的、偶然为之的事业，为此人们必须离开家庭。据说城邦数倍地增加了人们赢得“不朽声名”的机会，即增加了每个人脱颖而出，在言和行中显示他是“谁”，彰显他的独特个性的机会。自始至终，城邦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异乎寻常的事情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恰是才能和天赋在雅典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以及这个城市国家几乎并不令人吃惊地迅即衰落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城邦的第二个功能是为言行的空虚无益提供补救之道，它跟行动者在行动型塑为故事之前体验到的危险密切联系。因为一个值得留名的业绩不被忘却和真正永垂“不朽”的机会并不多。荷马不仅因为他为诗人如何发挥政治功能作出了一个光辉榜样，从而成为“全希腊的教育者”，而且更因为像特洛伊战争如此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在几百年后有一个诗人使之名垂千古，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了。这个事实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人类之伟大，如果不是靠诗人垂诸久远的话，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里不关心希腊城市国家崛起的历史原因；至于希腊人自己如何看待它以及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们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城邦——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Pericles)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私人财富作为一个人谋生的手段，其政治意义在历史上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有着与私有财产完全不同的起源。我们前面提到古代人把必然性等同于家庭的私人领域，在那里每个人都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掌控生命的必然性。而能处置自己私生活的自由人，就不像听命于主人的奴隶那样为贫困所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私人和公共之间的深刻关联，其最基本的层面体现在私人财产的每题上，这一点在今天很容易遭到误解，因为现代一方面把财产等同于财富，另一方面把无财产等同于贫困。使这个误解造成更多困惑的是，在历史上，财产以及财富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远在其他任何私人事务或考虑之上，而且至少它们在形式上有着差不多相同的地位，即都是进入公共领域和获得完整公民身份的主要条件，从而人们很容易忘记财产和财富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本质上完全两样。当前到处都是实际上或潜在地非常富裕的社团，同时这些社团本质上又是无财产的，因为任何个人的财富都在于他从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分得的一份年收人，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财产和财富是多么的不相干。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历史上来看,城市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很有可能是以牺牲家庭和家族的私有领域为代价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某物的制作（making）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人类更不能作为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2]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性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雅备来照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一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的现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出自人之境况，因而是永恒的，即只要人类境祝本身不改变，它们就不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现代的世界异化一人逃离地球进人宇宙和逃离世界返回自我的双重过程一的根源，以达到对这样一个社会之本性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看来，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这个集体生活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即暴力孕育了历史和政治的所有变革的看法，只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此同时，我们的聪明才智已足以让我们找到一些减轻维生之艰的方法，以至于把劳动从人类活动的行列里取消，在现在看来也不再算是什么乌托邦。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劳动甚至变成了一个如此崇高，如此有抱负的字眼。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在于它能够变成真的，它们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某些鲜明趋势的概念化体现。完全可以想象，现代一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蓬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定人们之间只有相互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而直到现代以前它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人们可以像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一样，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采取行动。“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示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数量和长时段中总结出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与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成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它的充分意义都只有在结尾的时候才透露出来。行动与制作相反，在制作中，工匠事先观照到的形象或模型，为评判最终产品提供了一束光，但照亮行动过程，从而照亮历史过程的光芒，却只出现在行动和历史终结的时刻，通常是在所有参与者都已作古的时候。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密切关联到言说和行动的揭示性质，一个人在言行中彰显自我，而他甚至都不了解自己或不能提前考虑他要揭示的是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的能力，至少在开启过程意义上的行动，仍然伴随着我们。虽然它已经变成了科学家们独占的特权，他们把人类事务的领域，扩大到了取消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古老保护界线的程度。但是，科学家的行动，由于从宇宙的立场作用于自然，却并不作用于人类关系网络，它就缺乏行动的揭示性质，以及产生故事和形成历史的能力，而正是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意义从中生发和照亮人类存在的源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完全可以想象，现代——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处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的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之境况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历史的铀心看来穿越了公元前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别公元前200年中发用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的特征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它们都是历史中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起源：然而这些起源在它们各自的差异中，却包含着某种独特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理解和界定：在那一时期，神话被抛弃，或被用来作为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亦即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的出现；那时，哲学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人开始把存在（Being）理解为一个整体，把他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所有事物根本不同的存在物；那时，人第一次开始（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对他自身提问，开始对意识进行意识，对思想进行思想；那时，伟大的个人到处出现，这些人不再只是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把自己视为个体，并确立了新的、个体性的生活方式—诸如贤人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以及从所有共同体撤退到全新的内在和精神性领域之中的隐士的生活。我们思考时运用的所有基本范畴，我们信仰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在那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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