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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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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也还不够。当我们说这个事件是“悲剧性的”时，我们就不仅仅是在要求一种事实的、历史的理解。说到悲剧，我指的是一个唤起极度的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它的起因颇为复杂，多种多样，并且它具有一种警示或者启迪的性质，使幸存者负有严肃的责任来正视它，消化它。我们在把六百万犹太人的被屠杀称为悲剧时，是在承认在理智的理解（了解发生了什幺，怎样发生的）或道德的理解（抓捕战争犯，把他们送上法庭）之外，另有一个动机。我们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是不可理解的。最终，惟一的反应仍是把这个事件继续放在内心，没齿不忘。然而承担记忆之负担的能力并不总是能胜任的。有时记忆会缓和悲痛或内疚；有时记忆却使悲痛或内疚更甚。最经常的情形是，记忆不能带来任何益处。然而我们感到记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合适的，或是恰当的。记忆的这种道德作用跨越了知识、行动和艺术这些不同的世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实际上，没有谁会受任何其他人的启发，除非是受他自己的自我以及他自己的痛苦的启发。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根除人的忧伤，没有哪个政治体系能够使我们从生存之痛中，从死亡恐惧中，从对绝对之渴求中解脱出来。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外，我还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的损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偏执狂、歇斯底里患者以及自我的毁坏者---这些人，就是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恐惧的、彬彬有礼的时代的见证人的作家。这通常是个语气问题：要相信那些以通情达理的不动声色的语气说出来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这幺一些时代，它们过于错综复杂，过于为相互冲突的历史和智力的体验的声浪所埋没，以至于听不进通情达理的声音。通情达理变成了妥协、逃避和谎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我们所尊重的真理，是那些诞生与磨难中的真理。我们衡量真理，是根据作家在受难中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根据作家的文字与之对应的某个客观真理标准。······对真理的需求，并非持续不断，这正如对休息的需要。扭曲的思想或许比真理具有更大的智力上的魄力；它或许能更好地服务于精神的种种不同的需要。······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此外---只不过零碎地---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堕落的亚希比德追随苏格拉底，尽管他不能、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被感动了，内心丰富了，充满了爱，而敏感的现代读者则对某个不属于自己、也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精神现实层面表示自己的敬意。······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着神秘---而这种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的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极端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样令人畏惧但似乎彼此对立的两个目标的持续不断的威胁下：一是永无止境的平庸，一是不可思议的恐怖。正是通俗艺术大量提供的那种幻象，才使大多数人得以应付这两个孪生鬼怪。因为这种幻象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是，通过使我们遁入那些奇异、危险但最后一刻肯定会出现美满结局的情境，来使我们从不可承受之单调乏味中摆脱出来，并转移我们对恐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预感的——的注意力。但这种幻象还能够起到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我们心理上难以承受的东西正常化，并因此使我们适应它。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倒可以说，如西蒙娜•韦伊所言，《伊利亚特》——此乃人们所能找到的最纯粹的悲剧样式的典范——谈论的是世界的虚无和反复无常，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最终毫无意义，是死亡和非人类力量的令人恐惧的统治。如果俄底浦斯的命运被再现为、体验为悲剧，这并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的观众相信“不变价值”，恰恰是因为一场危机突然降临于这些价值。悲剧所展现的并不是“价值”的不变性，而是世界的不变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加缪的小说是图解性的、哲理性的。它并不十分关注于它的人物，如它关于无知与罪孽、责任感与虚无主义的冷漠这些问题一样。...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不幸的是，艺术中的道德美，是极其容易消失的。...充当公共良知的作家需要非同一般的神经和敏锐的直觉。过了不久，这些直觉能力势必衰退。以外，他也必须在情感上坚韧一些。加缪没有那幺坚韧，不像萨特那幺坚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这部实际上是谈论悲剧的死亡的著作中，把知识和自觉的理智所获得的这种全新的影响力归咎为本能和现实感的衰退，正是这种衰退使悲剧不再可能出现。...他（阿贝尔）说：“不认可某些不变价值是真实的，那一个人就无法创作悲剧。从整体上说，西方的想象力是自由的，是具有怀疑色彩的；它倾向于把一切不变价值都视作谬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它是对的，也是表面的。...如西蒙娜.韦伊所言，《伊利亚特》谈论的是世界的虚无和反复无常，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最终毫无意义，是死亡和非人类力量的令人恐惧的通知。如果说俄狄浦斯的命运被再现为、体验为悲剧，这并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的观众相信“不变价值”，恰恰是因为一场危机突然降临于这些价值。悲剧所展现的并不是“价值”的不变性，而是世界的不变性。...悲剧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幻象，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或高贵色彩的幻象。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一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会冷漠。她不愿正视附近战争的不祥图像，是一种无助和恐惧的表现。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情感，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达芬奇知道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要担心的反而是绘出的效果不够令人难受：不够具体，不够详细。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说得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惧稀释（分散）了，恐惧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撼，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这种理念应用于摄影，是行不通的：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在你的小说《中国旅行计划》中，你提到了东、南、西、北、中这几个基本方位，并赋予它们情感上的象征，如东是愤怒，南是快乐，西是悲伤，北是恐惧，中是同情。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到了现代原本归结于结核病的东西一分为二积极浪漫的一面给了精神疾病消极的一面给了癌症癌症就是一种恶的隐喻不象征任何积极的东西但它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人们说他们真的痛恨恐惧或者想要谴责什么东西当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一种恶的感觉时隐喻是最方便最可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灾难对拒绝接受的事物的感受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有一晚，海龟入梦来，一大一小，眼睛也一大一小。你爱大海？我爱。嗯……像你这样一个人这幺不小心很可能会死在这里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可仍然爱。我知道若是不小心，意外随时可发生，瞬间就会死去，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在这里，活着与死去都变得那幺平静，或许是因为每一个瞬间都清清楚楚，没有一个瞬间是未经觉察匆匆而过的；每一个瞬间我都那幺清楚地觉知着，而每一个瞬间都盛满了阳光，盛满了水的波动、身体的波动、意识的波动……这就够了，生命这样就够了。在水里的每一个时刻，生命都不是孤零零的，不是只有自己，而是盛满了一切，盛满了你以及你的孩子，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水里才会这样，每一个瞬间都清晰明确，不飘逸，没有躲避，如此丰盛完全……所以我爱。那你爱的不是哪一个，而是爱本身？不是哪一个，不是你，不是阳光，也不是哪一根水草或哪条鱼，而是所有的一切。水里的那种消融就是爱，消融的宁静和愉悦，就像水在水里。当生命与意识消融在一切中时会产生与万事万物关联在一起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是爱，无论哪一个都存在其中。只有在水下，才会有这种无须思考就存在的消融与关联……到了水面上，在陆地上，每个人都是孤单的，孤单地来孤单地走，孤单地迈着腿，无论身边有多少人，无论人发明出多少种群体相处的方式，都只是一个人。在陆地上，爱也是孤单的，爱别人往往成了爱自己的投影，都是幻想。但在水里，你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瞬间都包含着无数的生命与意识，每一粒沙子都独一无二地拥有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这些生命与意识都在水的波动中彼此关联，孤独和恐惧都会消融其中，唯有宁静的欢悦。啊呀，你怎幺知道这不是幻想？你们人呀真是太爱幻想了，对孤独和死亡的恐惧愈深，幻想愈甚。你们尤其喜欢幻想情感的关联，所以整天念叨着爱呀不爱的不是吗？噢，你说得对！也许这些全是幻想。我看...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所以，当我在这个石板小镇上看到这个姑娘因瞅见我而愣怔的时候，我知道她心目中悄然增加了一条不明的岔道。我从一条她此前所知甚少的岔道上走来，在这个路口与她相遇，这一瞬间我们都停了下来，迟疑地看看自己的来处，望望对方的来处。虽然我们必将擦肩而过去向各异，但在这个路口，我们曾真真切切地相遇，并且由于这次相遇，我们的生命和世界又都发生了一点改变。我之为“我”，正是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里感知到的所有生活、所有人，包含了所有的你、所有的他。因而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充满了相遇，亦充满了感激。这种相遇与感激并非盘桓在生活表面那些给予与被给予、得到与失去上，而在于每一瞬间里彼此的看见与珍视。你坐在公共汽车上，看见窗外的路人，彼此的目光在不经意中相触，在这一瞬间你看到对方的眼神和表情如一口深井盛满了他的爱恋与恐惧，盛满了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一瞬间他向你毫无保留地展示着一切，而你也正向他呈献着同样的东西。或是在某一瞬间你看到一个物件，比如一只青花瓷盘，它静静地安住在某个地方，在村庄农舍乌黑的桌面上，在城市酒吧摇曳的烛光旁，在博物馆精致的灯光下。而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着无穷无尽的生命，这些生命如今以日常的或历史的方式与你相遇并相互呈献。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同穆利相处了这幺些天，我却仍然不太了解他，不知他在想什幺，不知他的爱或不爱、善或不善，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他，我已有的经验显得很狭促。直到现在，当我想到他时，仍无法完全消除面对一个无从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隐隐恐惧。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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