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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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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由此可见，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由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像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幺，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幺，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幺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1825年9月，一个名叫南西·埃玛纽尔的查尔斯顿市的黑人自由民，租用了一个叫戴安娜的女奴，租金二点五美元一个月。1826年，一名叫海伦·英格丽的黑人混血妇女，租用一个叫莫斯利的男性奴隶，租金三点五美元一个月。同样在查尔斯顿，1841年，一个名叫贾克伯·维斯顿的自由黑人混血裁缝，在他开的裁缝铺里租用了一个叫亨利·戴梵的奴隶，第二年的一月份，就是1842年，他干脆买下了这个奴隶，花了七百美元。虽然这个购买资料在租用资料的十六年之后，但是，扣去十五年的价格上涨因素，你仍然可以发现，与租金相比，买一个奴隶的花费是相当大的。这些资料里的主人都是自由之后的黑人。之所以我选用这样一类资料，是希望你在大致了解当时奴隶价格的同时，也能理解，在殖民地长期的奴隶制合法化之下，形成的对于奴隶的普遍概念。即使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甚至是一个黑人，只要他是自由民，他也就有可能用毕生积蓄，去买一个奴隶。对于个人，奴隶已经是私人财产非同小可的一个部分。废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通过法律，宣布所有这样的“财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在对奴隶经济依赖性越大的地区，例如在遍布着棉花稻米庄园的南方，牵扯的社会面也就更大。这就是那个黑人讲解员提到的，对南方废奴的妥协，“经济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的意思。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顺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铜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购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幺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幺，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思想和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另外，通过这个案子，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司法挑战”的过程。我说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最典型的，也是美国人最习惯使用的推动进步的一个方式。可以说，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那幺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几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司法挑战”所组成的。所以，认真地细察这样的案例，就像是观察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合法地、有逻辑地完成。就像看着一个有趣的化学试验，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产生一个新的物质一样，非常耐人寻味。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看来，迄今为止五年的不断反省，还不足以使人们完全找到答案。不论是亲历这场灾难的平民百姓，还是以这一事件为主题撰写论文的专家学者，都一次次地发现，各种因素纠葛太深。而当人们想去理出教训的时候，又很难完全脱开自身的局限性。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总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轻易跨过道德门槛，他们会坐下来思索，这就是人类的希望，也是北美这片土地的希望。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当然，那个时候哈佛可能只是陋舍几间，可是，他们却觉得，只有哈佛大学这样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真是难以相信，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挂上哈佛大学的牌子的时候，距离“五月花”号抵达这里只有仅仅16年。距离美国的成立，却还有一百多年。所以，一直有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幺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股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幺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总统对美国本身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出什幺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幺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做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幺“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幺，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不仅作为一个法官，也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而且作为成千上万期盼得知真相的人们之一。我坦率地希望，参院在国会所赋予的权力之下，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时我又不由得想到，美国两百年前的建国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他当过两任的美国总统，但是，在他亲手撰写的墓碑上，却对此一字未提。他在临死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三件事，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中时最有意义的，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记住。因此，这三件事刻在了杰弗逊家族墓园中简朴的墓碑上：托马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奠基人。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实上，在这一类保守派的观念中，希望保持传统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崇尚秩序，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对违法和破坏秩序的现象深痛恶绝，主张严厉惩罚，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信念逻辑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界，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著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这个艾尔斯博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尼克松和他的一些所谓亲信，已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成一个非正常的滥用权力的小圈子。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也就是希望结成这个圈子以后，今后能够瓜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小圈子正是试图将权力扩张到一手遮天的一个起点。李迪这样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说过，“李迪的确是一个希特勒，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希特勒”。尼克松的滥用权力事实上是在试图钻漏洞，挑战这个制度，挑战整个“收银机”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尼克松总统对于美国的权力制衡，始终处于这样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那幺，他即使不跌进“水门”，也迟早会跌进其他什幺“门”。但是，一般来讲，人往往会存侥幸心理，尤其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自己会有可能一手遮天。尼克松就是很典型的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幺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平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幺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做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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