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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十诫没有预见到现代犯罪。或者说，西方的传统受到一种偏见的影响，即人类能做的最邪恶的事来自利己主义的恶习；而我们知道，极端的或激进的恶与这种人类可理解的、罪恶的动机完全无关。激进的恶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它似乎与以下现象有关：让人作为人过度流动（不是将人作为手段——这不会影响人性，只会侵犯人的尊严——而是让作为人的人变得多余）。人因为其自发性而具有不可预测性，一旦人们排除了所有这些不可预测性，那么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而这一切反过来又源于或者说关系到人对全能（不只是对权力上瘾）的错觉。如果人作为人是全能的，那么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人应该存在——就像在一神论中，只有上帝的全能让上帝成为唯一。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能使人成为多余。p359-360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无意义性是所有严格功利主义哲学的内在困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放弃使用物的客观世界，转而依赖使用本身的主观性。只有在一个严格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使用者，即人自己变成了终极目的，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的尊严。然而悲剧在于，技艺人一旦从他自身的活动中找到了满足，他就开始贬低物的世界，贬低目的以及他自身头脑与双手的目的产品；假如作为便的人是最高的，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会被技艺人当作机乎无价值的材料”来加工，而且“有价值的事物”本身也变成了单纯手段，从而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 “价值”。……不可否认康德的公式仍来源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如他另一个著名的和同样内在悖论的解释——技艺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式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中找到了它最伟大的表述：没有人应该当成为一个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在康德这里，现代早期阶段的哲学才彻底摆脱了在任何技艺人制定社会标准的地方都能找到的陈词滥调。P11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意义性是所有严格功利主义哲学的内在困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放弃使用物的客观世界，转而依赖使用本身的主观性。只有在一个严格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使用者，即人自己变成了终极目的，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的尊严。然而悲剧在于，技艺人一旦从他自身的活动中找到了满足，他就开始贬低物的世界，贬低目的以及他自身头脑与双手的目的产品；假如作为使用者的人是最高目的，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会被技艺人当作几乎‘无价值的材料’来加工，而且‘有价值的事物’本身也变成了单纯手段，从而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以至于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的尊严。[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被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看待，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L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提问更加切中要害的，是艾希曼对这一阶段的最后陈词。“没有人，”他重复道，“走到我面前，因我在工作中的任何表现而责备我。甚至格吕伯牧师也承认没那样做过。”他接着说：“他找到我，寻求缓解痛苦，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过任何抗议。”从格吕伯教长本人的证词来看，似乎他不是在寻求“缓解痛苦”，而是希望从前得到纳粹认可的优秀人群能够被网开一面。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今天，面对此类事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似乎人之天性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则，驱动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摒弃尊严。我们还记得那些法国犹太老兵，当法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优待时，他们给出怎样的态度和回答：“我们郑重宣布，我们拒绝接受一切作为退伍老兵应受的特殊待遇。”见《美国犹太人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book]，1945。）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只有波兰犹太人被运走了，只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被运走了，等等。那些不愿意闭上眼睛的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明白，“为了更顺畅地贯彻普遍原则，通常都会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参见路易斯·德容名为《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Jews and Non-Jews in Nazi-Occupied Holland”]的文章，此文颇富启发性）。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现在大家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似乎只要大难当前，便可以弃尊严于不顾，几乎可算是一条人类自然生存法则，此时不妨回顾一下法国尤太人中的一战退伍军人，面对法国政府提供的特权，他们回答：「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放弃任何源于退伍军人身分的特权。」（《美国尤太年鉴》，1945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自打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出生的那天起，她们拿到的牌就没有好过。她们的生活是从负开始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而且生来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们的重要性就不及她们的兄弟。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们相比，她们就像是世界的负担。连一个证明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价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们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她们上不上学也就不重要了。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补贴家用的杂活儿，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带来成就感，也无法产生价值感或个人满足感。工人阶级女孩的头等出路是从事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像凯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尔斯这样的穷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职工作的，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如果儿子同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稍稍欠起身子，毕恭毕敬地低声回答，带着崇拜的表情，并且极力选用最优雅的，实际上最可笑的词作答，可是他没有好的口才：一开口就发窘、胆怯，不知道把手往哪儿放好，不知道自己究竟躲哪里才好，说完之后，他又喃喃地、久久地低声重复刚才的话，仿佛想纠正自己的回答。如果恰巧回答得准确，老人就会整整自己的背心、领带，拉拉燕尾服，摆出一副特别有尊严、有信心的样子。有时他还胆大妄为到居然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旁，随便拿起一本小书，甚至还站在那儿读上一小段。他做这些的时候装出完全不在乎和从容冷静的样子，好像他一向以来都能随便翻阅儿子的书似的，仿佛儿子的和蔼态度对他已是平常事。但是有一次我碰巧看到波克罗夫斯基让他不要碰他的书，把这可怜的老人吓坏了。他又害怕又着急，把书颠倒着放回去了，随后他想改正错误，把书正过来，却又把切口朝外了。老人讪讪地笑着，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而我们这些人，虽然经常奢谈虚有其表、凭空臆造、夸夸其谈的正直和尊严，但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外，所有人都在向兹维尔科夫阿谀奉迎，于是他就更加趾高气扬了。我们阿谀奉迎他倒并非奢望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天赋奇才、聪颖灵秀。而且不知何故我们当时总把兹维尔科夫看作八面玲珑、风雅时尚的行家里手。后面这一点尤其使我怒火中烧。我憎恨他那尖锐刺耳、自命不凡的声音，我憎恨他那自鸣得意的俏皮话，其实他说的俏皮话非常愚蠢，尽管他口无遮拦且舌灿莲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一进去就给他一记耳光。要不要在打耳光前先说几句话做开场白呢？不！简简单单，进去就给他一记耳光。他们一定都坐在客厅里，而他则跟奥林皮娅坐在长沙发上。这个可恶的奥林皮娅！有一回，她居然敢取笑我的脸，不要我。我要揪住奥林皮娅的头发，把她拉开，再揪住兹韦尔科夫的两只耳朵！不，最好揪一只耳朵，揪住他的一只耳朵，拽着他在屋里转圈。说不定他们大家会冲上来打我，想把我推开。这甚至是肯定的。让他们打让他们推好了！反正我先打了他耳光：我主动出击；而维护人格尊严一这就是一切；他已经受到奇耻大辱，他们用任何殴打都洗刷不清他挨的这记耳光，除非诉诸决斗。他必须决斗。就让他们现在打我好了。让他们打好了，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打得最凶的肯定是特鲁多柳博夫：他力气最大；费尔菲奇金肯定会从一旁揪住我不放，他肯定会揪我的头发，这是肯定的。但是，让他们打让他们揪好了！我豁出去了。他们那山羊脑瓜将会终于开窍，懂得这么做的悲惨结局！当他们把我拽到门外去的时候，我就向他们大叫，其实他们都抵不上我的一根小指头。” “快跑，赶车的，快跑！”我向车夫叫道。 他甚至打了个哆嗦，挥起了马鞭。我的叫声十分粗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决心，眯上眼睛，于是 一我们俩肩碰肩地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我寸步不让，而且跟他完全平等地走了过去！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下，佯装毫无察觉；但他不过是佯装罢了，我坚信。而且我至今仍对此坚信不疑！当然，我吃亏大些；他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到家来，感到大仇已报。我兴高采烈。我扬扬得意，唱着意大利咏叹调。不用说，我是不会向你们描写三天以后我所发生的那件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头天夜里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再执行我那个要命的计划了，决定一切不了了之，我抱着这一目的最后一次上了涅瓦大街，只想随便看看一这一切我是怎么不了了之的呢？突然，在离我的仇人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我出乎意外地下定了决心，眯上眼睛，于是一我们俩肩碰肩地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我寸步不让，而且跟他完全平等地走了过去！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下，佯装毫无察觉；但他不过是佯装罢了，我坚信。而且我至今仍对此坚信不疑！当然，我吃亏大些；他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到家来，感到大仇已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主要的还是裤子，恰恰就在膝盖正中还有一大块黄色污渍。我预感到，光是这块污渍就会把我的尊严减去十分之九。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实在是俗不可耐。……就在当时我也相当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被我夸大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浑身忽冷忽热地阵阵哆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曾牙疼了整整一个月。我知道，这里面确实有享受。那时候，当然，不是默默无语地生闷气，而是在呻吟。不过，这并非毫无顾忌的呻吟，而是包藏祸心的呻吟，而这包藏祸心正是整个关键所在。患者的享受就表现在声声呻吟中，假如他没有在这呻吟中得到享受，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生们，请听我对此进一步发挥。这呻吟首先表明，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你们的牙疼是有损尊严、毫无目的的。这是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当然对此嗤之以鼻，但你们还是得饱受其苦，而它却安然无恙。这呻吟还表明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而疼痛却是货真价实的。你们也意识到，你们，连同你们那形形色色的瓦根海姆'在内，彻头彻尾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有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病去痛消，可要是不愿意，那它就还得再疼上三个月……唔，正是由于这类血腥的欺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人的嘲笑，你们终于开始得到了享受，有时这种享受竟然达到近似飘飘欲仙的性高潮的程度。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什么时候抽空仔细听听19世纪富有教养、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这是他牙疼的第二或第三天了，此时他已经不像第一天那样呻吟了，也就是说不单单因为牙疼而呻吟了，不是像一个粗鲁的庄稼汉那样呻吟了，而是像一个受到进步和欧洲文明影响的人，像一个按目前流行的说法“脱离了根基和民族本原”1的人那样呻吟。他的呻吟渐渐变得卑劣、恶毒，而且整日整夜，没完没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呻吟决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在枉自折磨和激怒自己和别人；他知道，就连他拼命地对之呻吟的人们以及他的整个家庭，都已经听到他的呻吟就深感厌恶了，已经丝毫也不相信他了，他们心里都明白，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呻吟，呻吟得简单些，无须装腔作势，无须怪腔怪调，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满怀恨意，蓄意妄为。唔，就在所有这些意识和屈辱中，包含着性高潮般的快感。他说：“我惊扰了你们，伤了你们的心，让全家人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身份焦虑：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步发挥。这呻吟首先表明，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你们的牙疼是有损尊严、无目的的。这是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当然对此嗤之以鼻，但你们还是得饱受其苦，而它却安然无恙。这还表明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而疼痛却是真价实的。......彻头彻尾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有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病去痛消,可要是不愿意,那它就还得再疼上三个月。最后,如果你们依旧不同意而且还试图反抗的话,那么,你们就只能狠抽自己一顿,或者用拳头痛击你们的那堵墙,以此自慰,除此而外就别无他法了。晤,正是由于这类血腥的欺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人的嘲笑,你们终于开始得到了享受,有时这种享受竟然达到近似飘飘欲仙的性高潮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得家来，感到大仇已报。我兴高采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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