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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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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请你们环顾四周:到处血流成河,可大家还那么欣喜若狂,倒像这是香槟酒一样。这就是巴克尔也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整个的19世纪。这就是拿破仑,包括伟大的拿破仑,和当代的拿破仑。这就是北美,一个永久的联盟。最后,这就是滑稽可笑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那么,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文明,人如果不是变得嗜血成性的话,那么至少变得比以往的嗜血成性更卑鄙、更丑恶。以往,他把血腥屠杀看作正义行为,因此心安理得地去消灭那些必须消灭的人;可如今,我们尽管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的勾当,可我们仍旧在干着这丑恶的勾当,甚至比以往干得更多。哪种更坏?你们自己去评判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到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 "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吭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这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你们,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肺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也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始另一种呻吟法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鄙的下人,而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感染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和人民的方式"的人那样呻吟。他那呻吟逐渐变成一种可憎的,既下流而又恶毒的呻吟,而且整天整夜哼哼个没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哼哼绝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清楚,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刺激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文明到底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温和了呢?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正是由于培养了这种感觉的多样性,人大概才会发展到在流血中寻找乐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文明的发展,如果说人不是因此而变得更加嗜血成性的话,起码较之过去在嗜血成性上变得更恶劣,更可憎了。过去他肆意屠杀,还认为这是正义行为,因此他消灭他认为应当消灭的人时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可现在我们虽然认为肆意屠杀是一种丑恶行为,可是我们依旧在做这种丑恶的事,而且还较过去更甚。哪种更恶劣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注意到没有,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甚至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提拉们和斯坚卡·拉辛们都无法望其项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与人一样,绝不像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绝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ー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 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珍异宝
——徐则臣《北上》
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乃是世界上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青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幺)才是自由、人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3: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1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2: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首先,几大轴心文明都延续了两千多年,显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次,这些文明传统(在其思想最深处)都主张了某种超越(验)性的真理一一既是认知的(宇宙论)又是道德的(价值论)。这些真理主张因其形而上的超验品格,在原则上无法被任何形而下的经验所动摇,成为各自文明传统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每一种轴心文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坚实的思想根基。以此反观自由主义,就会发现相当不同的情形。自由主义兴起于欧洲的世俗化时代,不仅历史不够久远(至多不过四百年),而且明确地源自基督教文明传统,因此就历史渊源来说,自由主义是派生性的(derivative)而非源生性的(original),似乎无法成为一种“根基”。再次,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一种泰勒所说的“自足的人本主义”(self-sufficing human-sm),甚至是“独占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不接受任何超越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也不拥戴任何外在于这种繁荣的事物”。[4这是一种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越的(transcendent)哲学,诉诸人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自主性原在着不同的(肯定的、否定的以及不可知论的)回答,取决于各自不同的信仰立场。而信仰在根本上不是理性能够证实或否证的。理性对接近信仰或许会有帮助,但最终信仰的确立还需要理性之外的东西,需要克尔恺郭尔的所谓“纵身一天”。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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