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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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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5日 星期五 可是我真认为这部作品的发展很有节奏,假如我是刻意如此的话。反观自己,回家以来,还未碰过一部希腊文学作品,除评论文集以外,什么也不曾读过。这说明我的写作时间根本不属于我。简直无法想象会这么潜心地沉浸在评论中。心中六神不宁,或是其他原因吧,阻碍我面对一张白纸冥思苦索。我仿佛是迷途的孩子,在房间周围徘徊不停,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了起来。《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蜚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18年8月19日 星期一 不管怎样,我总以为书读得精细些并不为过,字里行间、每一个暗示都该看得真切些,显见的意思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时会曲解作者的情感。 最后一点是,希腊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旧,仍是那么撩人而难以捉摸。 希腊文学中的女主角与英国的非常相似,和艾米丽·勃朗特笔下的差不多。 厄勒克特拉属于视氏族(当然还有其父亲)高于一切的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孩子相比,她更重视伦理,觉得自己是与父亲而非母亲血肉相连。我很奇怪地注意到:尽管那些道德传统彻头彻尾地荒谬,他们却一点也不显得低贱卑微,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无论怎么写,都会有倾向性的。
——汪曾祺《岁朝清供》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的都很好。
——汪曾祺《岁朝清供》
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 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
——汪曾祺《岁朝清供》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汪曾祺《岁朝清供》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曾祺《岁朝清供》
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汪曾祺《岁朝清供》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钱穆《中国文学史》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 赋》。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钱穆《中国文学史》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钱穆《中国文学史》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钱穆《中国文学史》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钱穆《中国文学史》
惟为学先必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钱穆《中国文学史》
话说我从小就佩服“佚名”这个人,到处发表作品,创作跨美术文学诗歌音乐多界,还活了好几千年。
——李娟《记一忘三二》
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
——李娟《记一忘三二》
警句的赞歌——好的警句对于时间的牙齿而言实在太硬,致使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吃完,尽管每一个时期,它都被食用:这样它也就成了文学中最大的悖论,成了不断变化之中的永不消逝之物,一道始终被人赞誉的菜肴,如同盐一样,永远不会失去意义。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
——季羡林《季羡林谈人生》
《复活》仿佛一座有两个塔楼的圣母院,一个象征世间永恒的爱,另一个象征对世界的仇恨。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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