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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 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示了这部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 ，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间题一一如“名教与自然”一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里接待我。她请我用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併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还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网香气四溢的狂怒。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
——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我不需要你的谈话，”赫列勃尼科夫浑身哆嗦着回答说，“你耍了我，政治委员。” 他笔直地站在那儿，两手贴着裤缝，浑身发抖，身子没动，两眼环顾着四周，像是在打量从哪条路逃走，政治委员一直走到他紧跟前，却没把他拦住。赫列勃尼科夫猛力一挣，夺路而逃。 “耍了我！”他爬上树墩，扯开衣服，一边抓着胸脯，一边狂号。 “萨维茨基，开枪吧，”他扑到地上，喊道，“毙了我吧！”
——巴别尔《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不比社会问题重要，而社会问题又不比、远远地不比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来得重要。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的最深刻、最稀罕的真理，是心理范畴的真理。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比较稳定的社会，是按照一种从国外进口的命令程序而构成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就像过去的经文一样明明白白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写在纸上。但这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人的行为有违经书上的律例，什么报应都要等到来世。而法却是当即兑现，依犯罪的轻重，或者丢掉性命，或者蹲或长或短的牢房。 机村人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山野与森林，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了一个叫作国家的主人。当他们提出这个疑问时，上面回答，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你们还是森林与山野的主人。但他们在自己的山野上放了一把火，为了牛羊可以吃得膘肥体壮，国家却要把领头的人带走。
——阿来《天火》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一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觉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对国家，王先生只有忧虑而无不满，主张不管天下滔滔，首先要自己勤奋工作。这也是我最多鼓吹的态度。他还讲了番西安的名胜，特别说到乾陵和武则天。我说武则天诚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太偏残酷。王先生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女人要打破传统坐定九重，难免要求助于极端的措施。我争辩说，这恰恰说明在政治上应当压制剧烈改变传统的冲动，哪怕这种改变抽象地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改变必然要求助于太多的不合情理的手段，到头来总是得不偿失，而且无论初衷是什么，只要和时代的根本要求冲突过甚，就会具有个人野心的一切特点。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79级以后的学生多只打小日子算盘，罕有关心文化和政治的。人多小聪明，认定从事文化政治只吃亏不占便宜，所以政治风潮难达此间。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繁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一生以政治为抱负，玄宗又焉知他没有治平之能？预见安史之乱，即是一证。即以玄宗本人论，既有雄才大略，又精通舞蹈音律。古今中外，其例甚藩。曹孟德一世英雄，其诗其文，沧海日月为之动容；诸葛武侯功盖三分，前后出师表，老杜为之泪满襟。外域如伯利克里斯、凯撒、拿破仑和丘吉尔，皆武功其赫赫，文章其千古。从来优秀的民族昌盛的时代，习文从政都融为一体。而今文化同政治割裂久矣，于是二者均衰败不振。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中国太大了，在很多方面，这里同北京、西安、四川竟可说是两个民族。加一点夸张和溢美，西北像罗马，东南像迦太基。难怪从东南考到北京的青少年，对首都之为“政治中心”的那种气氛往往膛目结舌。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政治真是现代人的“命运”。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西湖（4月29日）一走出来就是西湖。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杭州是一座千古如斯的大花园，处处怡人，反倒不必特特去寻找奇峰怪洞名泉珍瀑了。看那些游人，一双双，一行行，头油面粉，唇红齿白，西服革履或轻纱软帽，手提照像机，肩负长皮筒（盖不知其学名也），行百步则娇喘，停一处则照像，未语先颦，欲顾犹嗔，扶肩援股，柔媚万态；真个让人羡煞！反身自顾，孑孓一人，面黑肌瘦，须发横生，坐则呆如木鸡，行则疾似惊鹿，哪像游园客，活脱潜逃犯；鞋破无袜，衣长带丝，黄背包里一书一本，衣口袋里两元三角。象样的行头，唯林家所赠小花伞一领，却不下雨，无缘撑起。真个羞与自己同行！我还是七○年前后那种玩法，时代却进步了。不过说起来，这次旅行已比当年条件好多了，每行数日就有一家亲友接待，不必担心他已经扫地出门，或正在受审查不敢接待亲友，在外碰到盘查，掏得出一个证件来表明自己不是歹徒。富贵何所愿，云游亦足矣！信步过了白堤苏堤，到了满觉陇石屋洞。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豪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今人所说的"政治"这个词，辗转来自polis这个词﹣﹣政治是城邦之事、众人之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唯有具有公共性质的、由公民共同商讨决定的事情，才是政治。在城邦里，有 nomos 置于人们中间。nomos 的意思是习俗、律则、规范、法、法律，无论用哪个单一的汉语词来表达都会走样，我们在这里勉为其难，对应以"法律"一词。无论哪个人、哪些人、哪个集团或哪个阶级来统治，都必须遵行法律，依法律来统治。法律必须公正，而且必须公开﹣﹣在几乎每一个城邦里，法律条文都被镌刻在石板或铜板之上，镶嵌在公共场所。公开和公正一体两面，没有公开就无法保障法律的公正。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标志，使之区别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事情是私事。在家庭里，重要的不是公共说理﹣"公共"两字可以去掉﹣﹣重要的是关爱，是对家庭具体成员的具体关爱，没有了这种关爱，家庭就瓦解了，或名存实亡。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则首先是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对具体人的关爱是自然自发的，与之对照，nomos是"人为的""抽象的"，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需要培养、需要教化。实际上，这正是希腊人所称的教化的主要含义。
——陈嘉映《希腊别传》
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前面一再提到，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任务。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感知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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