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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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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T·莫罗依所着《为成功着装》（1975）和《为成功而生活》(1981)，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将自己称作“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业雇员都看上去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或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域也要与您的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能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伊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幺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幺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伊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伺，他们的举动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精确无误。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

——保罗·福塞尔《格调》

Class.mobi2013-06-12 00:45:58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2013-06-12 16:22:04第一篇　敏感话题2013-06-14 17:35:01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2013-06-14 17:38:25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2013-06-14 17:38:33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2013-06-14 17:40:09《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　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2013-06-14 17:44:33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2013-06-15 09:52:38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

——保罗·福塞尔《格调》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须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莫罗依（John T.Molloy）所着《为成功着装》（Dress for Success，1975年）和《为成功而生活》（Molloy’s live for success，1981年），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自称“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也要与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依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幺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幺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依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同，他们的举止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一丝不苟。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毫无疑问，像莫罗依和麦克尔·科尔达［Michael Korda，《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Success! How Ever...

——保罗·福塞尔《格调》

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中上阶层女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身着灰色法兰绒裙，斯图亚特格子裙，或者卡其布长裤，藏青色卡迪根式开襟毛线衣（有时是缆绳状花样针织），彼得番式衣领的白衬衫，平跟鞋，最好用无边平顶帽罩住头发。气温低时，披上蓝色上衣。如果有公事在身，则改穿灰色法兰绒外套。但无论什幺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真正的藏青色。多层混穿屡见不鲜，低调则是共同的倾向。她希望女人身着藏青色或灰色由裁缝制作的外套，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女性化的男人。毋庸置疑的是，绝不允许出现连裤套装，尤其不能是紫色的，更不用说紫色涤纶的了。这是经典的贫民阶层服装，绝对的最低等极标志。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仅此无它。范伯伦早在 1899 年就慧眼辨识出这一点，他是这样从总体上来谈论大批量制造的产品的：“粗俗和教养不良之辈都崇拜和偏爱机器制造的日用品，因为机器制造的东西实在太十全十美。这些人对于高贵的消费品从未哪怕稍加关注。”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摒弃人造纤维。贫民阶层感觉到有必要穿戴易读服饰，存在若干心理原因，因此他们看上去并不滑稽可笑，反到惹人同情。穿上一件印有“运动画刊”、“给他力”(一种运动员饮料)或者“莱斯特·拉宁”字样的衣服，贫民人士会觉得自己与某个全球公认的成功企业有了联系，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获得了一种重要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幺每年五月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赛车跑道周围，能见到一些成年男人穿着荒唐蹩脚的衣服骄做地晃来晃去，那上面必然写着“GOODYEAR”（美国著名汽车轮胎公司...

——保罗·福塞尔《格调》

老左派的革命通常是一种不涉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经济革命，所以欧文・豪那一代老左派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保守派特里林小圈子一样，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特里林本人就以马修・阿诺德遗产的美国传人自居），而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士，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当特里林小圈子以“无知”来奚落波希米亚人时，波希米亚人大可把这一恶名抛回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对“高级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大众文化、先锋派等等）更加无知，仿佛“文化”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学习人为学科和当代文明专业的大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接触到的那种“高雅'文化”（秋克斯坦语），而狄克斯坦则尖锐地指出：“但是，所谓高雅文化者，不就是经过规整的先前的犯上作乱的记录，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先锋们的历史，是那些被供奉进了万圣殿并一直受人膜拜的丑闻集吗？可五十年代的最大特点却是偏爱一成不变地在文化上------在诗与非诗之间，在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之间，在高级文化、中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在诗与宣传品之间，在文化与野蛮之间------作出区分、排斥异己、设置等级。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感受力”的提出，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地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尤其是在处于激进政治热情急剧跌落的余波中的美国，更常见的是一种只能被称作“宗教同路人”的态度。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虔诚。一种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教规的虔诚。它以不同的方式将怀旧和宽慰包含在内：因神圣感的失落而怀旧，因一种不可承受的重负已被卸除而宽慰（虽有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贫乏感，但坚信降临于古老信仰之上的东西不可避免）。不像政治同路人的情形，宗教同路并非起因于一种群体性的、日渐深入人心的理想主义所具有的吸引力，一种尽管同时也强烈地感到自己不能完全与该运动认同的吸引力，而是起因于宗教的一种衰弱感：既然知道古老的善业已经失势，那落井下石似乎没有必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一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因此也是文化终结的时代：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也许是对终结的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并不比三十年前那种认为我们站在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伟大的、积极的转型时期的门槛上的观点更虚幻。不，这不是幻觉，我这样认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幻电影关切的是毁灭的美学，是在毁灭的创造和混乱的制造中发现的独特的美。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的精髓正在于毁灭的意象。这也是那些平庸的电影的不足之处——在这些影片中，魔鬼突然出现在某个看上去乏味的小城镇里，或航天器突然在这个小城镇里着陆（好莱坞为一部科幻电影做的预算，总要标明这样的小城镇应选在亚里桑那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里。）科幻电影对非人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悲叹非人化是恐怖之极的状态。另一方面，非人化的入侵者的某些经过变更和伪装的特征——诸如理智对于情感的支配、理想化的协同工作、科学的创造共识的活动、道德的明显的简单化——正是拯救者或科学家的特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幻电影对非人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悲叹非人化是恐怖之极的状态。另一方面，非人化的入侵者的某些经过变更和伪装的特征——诸如理智对于情感的支配、理想化的协同工作、科学的创造共识的活动、道德的明显的简单化——正是拯救者-科学家的特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上，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所信奉的那种自由不羁，我所提倡的那股闯劲，在我当时看来——亦在如今看来——并无新意。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古老的战役中一位皮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它们（纽约和巴黎）恰好是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充满了发现、灵感以及种种可能性的感觉。我关心其作品的那些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大胆冒险以及毫无私心，似乎正是本该如此的样子。...我想我在凌空高飞，把一切尽收眼底，有时则俯冲而下，以便看的清楚些。...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的年轻学者，我不过把我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特迦（《艺术的非人化》时期的奥特加）以及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所接受过来的那种唯美派观点引申到一些新的材料上而已。...我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离的道德家。...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因此也是文化终结的时代：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幺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有说服力的价值来自娱乐业。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你的确说过：“让你体验到新感觉的事件永远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经历。”你还说过：“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去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去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我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和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的结尾处看到他发表那番伟大的人文主义演讲时一样，深为感动。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但这很难。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旦你为自已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且你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在佩特拉附近，常能看到贝都因男导游紧跟在外国女游客身后。对某些贝都因男人来说，阿里的生活方式简直是理想模板：当导游，钓鱼，娶个欧美女子，离婚后收获可观的“分手基金”，开家旅行社，从此自由富足。每当他们看到外国女游客尤其是欧美女子时，大约便瞥见了“梦想照进现实”的光芒，于是更加卖力地游说她们去沙漠游玩，而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大同小异的沙漠版浪漫剧本，期待着把爱情和好运一网打尽。这种导游也常出没在沙发客网站上。我庆幸自己是以雅布的客人身份来到这里，才得以和他们正常地围坐闲聊，而不会被硬拉进那套“星空、帐篷、篝火加烤肉”的廉价浪漫套餐里。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你为什幺觉得那不会是你将来的命运？”露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我们没有上一代人那样坚定的信念、狂热的理想、疯狂的偶像崇拜以及苦难的记忆；我们似乎什幺都有，包括机械的科学主义和空虚的自身，却又什幺都没有。我还年轻，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不想像他一样等到四十五岁时才发现自己只是在徒劳地走，或者说跟着惯性在漂流，内心却一无所获。”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这是多幺鼓舞人心愿意的设想。然而面对世界的残酷真实，这更像是一种乌托邦。有多少时候，乌托邦似的理想仿佛只是作为一种人性的证明而存在。管时或识小三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此类标志间歇性地频繁出现于每一个大众社会，以呼吁大众动员起来，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威胁。可同样具有现代社会特色的是，这种对动员的呼吁太显笼统，而反响甚微，亦不足以迎接这场危及民族安全的威胁的挑战。不过，这一类的修辞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只要它不断传播与现代大众社会里公民追求财富积累和个人享乐的风气格格不入的共同行动的理想，那它就在为某个目标服务。民族的生存，文明社会的生存，世界自身的生存，据说已处在危险中一此类危言，我们并不陌生，是出于压迫的目的而夸大某种疾病的神话建构的组成部分（紧急状态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云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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