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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残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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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明白的是，权力到底是什公他不理解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东西。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将会产生一种倾向，只要有法律阻碍它的残酷进步，那它就要将其一一废除。p163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从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是社会主义。其原因非常简单。资本主义始于剥削。这就是后来决定发展的定律。而社会主义把剥削带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使之得到缓解。这种残酷的发展始于资本主义，并在社会主义中延续，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被法律所缓和，而今天所谓的人类社会主义不再是指这种发展。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剥削的过程。因此，我总是拒绝对两者进行区分。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同一个运动。而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真正敢于思考这个新的生产过程的人只有他一这些生产过程在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最后在19世纪逐渐于欧洲形成。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不明白的是，权力到底是什么。他不理解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东西。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将会产生一种倾向，只要有法律阻碍它的残酷进步，那它就要将其一一废除。此外我必须说，17一19世纪的资本主义当然无比残酷。当这种负面的、否定的力量会给其他人带来可怕的不幸时，我是不会相信它的。您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没有任何立场。我真的没有迈人当代或任何其他政治思想的潮流。但不是因为我特别想保持原创性一很简单的事实是，我真的不适合任何立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而可以这么说，人们甚至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因为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家庭在现代解体之前，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意见由家长代表，他据此来统治家庭和防止家庭成员可能的分裂。社会兴起和家庭衰落同时发生的惊人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家庭单位已经被吸收到相应的社会团体中了。而这种团体成员之间的平等远非同侪之间的平等，与家庭成员在家长的专制权力下的平等也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在社会中，到处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所释放的巨大自然强力最终废除了代表共同利益和正当意见的一个人的实际统治。顺从主义现象是现代发展最后阶段的典型特征。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非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我异化。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追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ー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不断上升，剥夺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 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的全部灾难都出自复数性的人类条件，但复数性也是作为公共领城的显现空间的必要条件。因此试图取消这种复数性总是等同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摆脱复数性危险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它有许多变种一一从一人反对所有人的绝对暴政到仁慈专制统治，到多人形成一个集体，以致人民“团结如一人”，使他们自身成为一个“君主”的那类所谓民主制。柏拉图的解决方案——哲学王，用他的“智慧”解决了行动的困难，仿佛行动的困难是一些可解答的知识问题，也是一人统治的一种变种，而且决非最少专制色彩的变种。这些政府形式的弊端并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常常不残酷），而竟在于它们运转得太过良好。暴君如果理解了他的职责，也能“亲切温和地处理一切”，如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古代他的统治可与“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他们的措施在现代人听来非常仁慈，一点都“不专制”，尤其是我们听说古代唯一一次取消奴隶制的尝试就是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提出的（虽然不成功。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劳动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虽然从短时期来讲，专制有显而易见的优点：稳定、安全、高效，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优点就为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让路，那么人们就应当警惕，哪怕实际的灾难要在相当长的未来时间里才会显现。事实上，从人类事务的脆弱状态逃避到安宁有序的稳固状态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自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轻易地被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而统治概念正是所有这些逃避政治方式的标志，也就是仅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命令，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的时候，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共同生活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一官像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一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酷逼迫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一一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饿（202-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被认为是德的源泉的怜悯，与其说是残酷的东西，倒不如说是证明变得具有残酷的能力的东西。“为了怜悯，为了对人类的爱必须成为非人类的”——比如巴黎公社的某个部门向国民公会提出的请愿书中几乎可以随意读到这一类话语，既不是偶然的东西，也不是极端的话语。这是怜悯的真正的言语。……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已有相当时日，革命家们一般对于现实，特别对于人类的现实如此奇妙地缺乏一种感觉，是因为他们的感伤太无边际了。他们为了自己的“教义”，为了历史的进程，为了革命及其大义，把人们牺牲而毫无良心上的内疚与自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戴安娜正式被分手了160 但随后，他被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作为飞行员、驾驶着轰炸机，他明白一个冰冷的事实，那就是自己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微平其微。那时、英国及其相关的一切一定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他如此爱着自己失落的家园，失去的生活，在遇到一个能给予他温暖和确定性的女孩并娶了她之前，谁知道又经历了怎样孤独的寒冷时光。他在自己的儿子出生前就死了，但至少知道他们将有个孩子。如今，想到那个女孩曾经存在过，我可以很自然地心存感激（我很高兴她现在已经再婚了，但当时… 又过了两年，我才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正式要求“解除”我们的婚约，这对我来说太残酷，以至手我至今都没法相信这是保罗写的。这封信的残酷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容，而是它的错辞。信里使用的错辞是男人对可能起诉他们毁约（除非一切都已“解决完华”）的女人使用的错辞。保罗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写信，就好像强行擦除了我们共度的岁月在他脑海里的那一半记亿。现在我理解，他那种语气是出于内疚和尴尬。保罗不可能把我当成会做出那种事的女人，就如同我也不可能把他看成卑鄙或怀有恶意的人一样。但是，当我母亲在某天清晨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P31）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问题是，她营造了一个华丽的假面。从1957年她说自己的书将在“六到九个月之内”完成，到1966年3月她宣布业已完成之际，我们的通信中，她确实提到过管道漏水、厨房里的老鼠等灾难耽误她写作时间的情况，但总是将这些事情写得十分有趣。直到第一次见面，我才明白对她来说，这些事有多么令人震惊，简直彻底击败了她。因为她无法应对生活中的任何具体事件，这种无能超出了我在任何正常、理智的人身上所看到的情况。马克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但她对他依然忠诚，不仅对他遭到监禁一事缄默不语，还为他随后的无助做掩饰。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到她在70年代过着多么可怕的日子，总是切换于照顾他的艰辛和他住院时的孤独凄凉之间。她饭吃得太少，酒喝得太多，充满恐惧，筋疲力尽，满身病痛，此外还非常偏执，认为切里顿·菲茨帕因村（他们当时搬到了那里）是个残酷的地方。因此，任何一个额外增加的小恐惧都会使她在几周内丧失行为能力。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她就会彻底崩溃。比如，她曾告诉我，邻居们说她是女巫，她写得很轻描淡写，所以我觉得她只是在用琐碎的小事讲故事罢了。但教区区长伍德沃德先生说的是，她确实受到了指控，德文郡所有人都知道此事。简就像发了疯一样，跑到马路上，用剪刀袭击了最早指控她的那个女人，导致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绑了一周左右。“如果你问我，”她在村里为数不多的朋友格林斯莱德先生坐出租车来埃克塞特接我时说，“早就该闭嘴的是另一个人，但不是可怜的哈默太太。”但这些事她在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幸运的是，她在弗朗西斯面前逐渐变得不那么拘谨了，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个男人，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是作为朋友，从自己家里给她写信，而不是作为出版商从办公室给她写（他在我们出版社兼职工作）。他是个正在等待她所欠书稿的出版商，但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她看到了一个理解并热爱她的作品、有同情心、有趣、善良、渴望帮助她的人。他让她挖掘生活里的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经被如此残酷的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个生命已被如此残酷地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只不过是他战时一次放纵的对象，一场荒唐（再没有什么比空气中飘散的阵阵死亡气息更能激发这生命的核心——欲望的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我耳边玩笑的细语：“我曾觉得自己再没机会享受这种感觉了”），而她，是他无可指摘的好妻子，刚生了第一个孩子，因此离开她显得既残酷又不负责任。我确定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真的离开她，我也不会这么爱他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而我们的生命，这一纯粹的事实，其自身难道不也是无比神秘和令人激动的吗？我们迫切地需要让它井然有序，将其残酷的一面降到最低，让其美丽的一面展现完满，这已经够有说服力了，不需要看成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职责吧？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常在午夜惊醒，不安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几乎无法再次入眠。我非常了解她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四点钟拖着脚窸窸窣窣走进卫生间，只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她才肯用我放在她卧室的马桶，六点半开始动作迟缓地梳洗穿衣。如果我没有听见这些声音……到底是我没听见，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不得不爬起来检查。如果我听到咳嗽，到底是一般的咳嗽还是眩晕前的恶心导致的咳嗽呢？我必须仔细聆听，直到我心里踏实。这种焦虑最后变成一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不管怎样，我能帮她度过眩晕，甚至设想过她心脏病突发而死，我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无可避免，这样其实也算对她漫长美好生活的合理交代，而不是什么悲剧。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一天天衰老，一天天无助，一天天被可恨的眩晕打倒，我可以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这一事实，把我吓坏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我过去从没写过，我大段大段地写，有时会隔几天，而不是按日子顺着写，因而更像回忆，不像通常的日记，最近几年，他的怪癖越来越厉害，变得有点讨厌，我想我也一样，没什么不同，我们只不过温和地朝着各自的方向漂流而去，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并没有幽闭恐惧。我想很少有一种男女关系能像我们头八年那样既快乐，同时还能做到相互不索取。并且，这种彼此不索取的关系还快乐地持续了四十多年！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带去图书馆借书的机会，只要我不在场，就毫不迟疑地冲向商店买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饼，只有当他的血糖读数冲上天花板，自己感觉实在糟糕之时，才停止这种白痴行为。（hhh一天天过去，他除了“晚饭吃什么”以及“能带我去图书馆吗”之外，什么也不说，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被如此残酷地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问巴里：“这会让你重获新生吗？”他平静地回答：“哦不会，不可能了。”确实没有。有时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以及我确信其他不计其数的老年夫妻或伴侣在类似情况下，能够坚持彼此照顾？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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