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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不奇怪,オ有奇怪。如果不别人比,只看自己,再奇怪的事亦很正常,对吗?凡事不去比,便没烦恼了。管它奇不奇怪,最重要是自己喜不喜欢。”
——马家辉《龙头凤尾》
陆北才去了,初时由药王坚请客,后来自己付钞,每回喜欢让女人跪着,他从背后弄她,因为可以把女人想象成其他人,但到底想象成什么,他却说不清楚,有一回,女人回头瞄他一眼,他惊觉女人的侧脸非常像自己,他在卖力的操的竟然是自己,被弄的认识女人亦是男人。由是马上一泻如柱,因为嫉妒兴奋。
——马家辉《龙头凤尾》
陆南才喜欢这样的温暖,几乎近于痴迷,这气味像一道厚墙把他们和时局隔开,紊乱的世界在另一头,沉静的他们在这一头,两头互相对看,恐怕都认为对方疯狂。
——马家辉《龙头凤尾》
在命运面前,你哭,你笑,你哀求,随便你,命运自有它的走向,可能听取你的意见,也可能置若罔闻,到最后,你唯有低头认受。他喜欢部队生活的实在感,一群兄弟,一群男人,互相照应和保护,所以当被出卖,感觉特别悲愤。药王坚敲他的头,比阿娟用小棍棍敲他来得更伤身也更伤心。坐在河边半天,陆北才问自己,是否该返回部队,揭发药王坚为了不想清还赌债而出卖余连长?不是不可以,而是,揭发之后呢?有人相信吗?有人愿意相信吗?大家都跟余连长打过牌,他自己也打过,为了巴结对方,还经常故意放炮输钱以作孝敬,所以跟其他人一样,也欠过余连长赌债。搞不好所有人都乐见余连长死去,他们一旦知悉事实,不仅不会支持陆北才,反有可能联手把陆北才斗臭斗垮。甚至,或许出卖余连长的并不只有药王坚,其实当初如果头脑灵光,想到借刀杀人这法子,说不定陆北才自己也会先去找李旅长告密。是的,他不是这种人,不会做这种事,可是,谁敢说自己永远不会变成这种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事?问题只是有没有需要,以及有没有机会。
——马家辉《龙头凤尾》
换了老大,一切照旧,在部队里的陆北才感受不到什么变化,倒有一桩事情让他特别觉得高兴:余汉谋酷爱打牌,经常从早上打到晚上,亦不禁止下属雀战,所以营地内外经常传出啪啪声响,并非枪炮之声,而是麻雀牌的碰碰撞撞,士兵们无不眉开眼笑,部队里的日常气氛热闹得像过年。陆北才跟药王坚谈得来,药王坚打牌赢了钱,请他到炮寨找女人,说打炮强身健体能治百病,打得愈多,身体愈强。陆北才去了,初时由药王坚请客,后来自己付钞,每回喜欢让女人跪着,他从背后弄她,因为可以把女人想象成其他人,但到底想象成什么,他却说不清楚,有一回,女人回头瞄他一眼,他惊觉女人的侧脸非常像自己,他在卖力操的竟然是自己,被弄的人是女人亦是男人。由是马上一泄如注,因为极度兴奋。陆北才找女人的次数愈来愈频密,口袋不够钱的时候则动手解决,抚摸自己,挑起自己的欲望,解决自己的欲望,他常自嘲这是“自寻烦恼”。无论是找女人或打飞机,他都喜欢。他喜欢过程里的确定感。付钱便有女人,女人躺在胯下被他用,供他使唤。手指头更是自己的,连钱也不必付,指尖所至之处,日月星辰的明灭升降全部由他驱使,不会再被遗弃;不会的,他不容许。
——马家辉《龙头凤尾》
男人想说自然会说,迫不来,即使迫了亦只会说假话。那得先看你认为什么是‘不奇怪’。有了不奇怪,才有奇怪。如果不跟别人比,只看自己,再奇怪的事亦很正常,对吗?凡事不去比较,便没烦恼了。管它奇不奇怪,最重要是自己喜不喜欢。晚风从海面吹来,把姐妹们留在地上的花生壳吹得哗哩哩地到处滚动,稍停,再滚动,像有无数对木屐在毫无方向地急行疾走。人都退去了,天台空荡荡,却似有了更多的人。
——马家辉《龙头凤尾》
有些尼姑庵就是妓寨,每庵设房立厅,各有房主厅主,领有削发艳尼,身披袈裟,眉目妖冶,房内厅内红帐绯枕,帐前枕前摆放了庄严佛像,嫖客非富则贵,皆谓在佛像门前翻云覆雨,别有刺激。尼姑妓寨有所谓“五大伽持”,分别是永胜庵的眉傅、药师庵的大虾和细虾、莲花庵的文傅、无着庵的容傅,檀越贵客穿越其间,有不少是政府大员,公然登堂入室,宋子良主理广东财政时,干脆把药师庵作为办公行政署和官邸,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开尼姑厅”见客会友,不知今夕何夕。也许终究是女人,明白对抗命运的唯一方法是认命,一旦认了,死路变生路,可以在所有折磨里找到出口。仿佛身体是唯一的亦是最后的财宝,对不喜欢的人是用买卖,对喜欢的人则可送赠。再独特的本领用上了三五七次,有了预期,自会千篇一律,并非不再爽快,而是会期待更多的、更强的爽快。欲念没法被满足,更不会被熄灭,欲念是一盆愈烧愈旺的柴火,用欲念浇淋欲念,是火上加油。贪念如欲念,初时是别人勾诱你,其后总是自己勾诱自己。赌博便是跟天赌,也跟自己赌。赌博的快乐不就如此吗?是自身与命运的一场对抗,明明有个叫作天命或运气的东西在外,却又有判断与胆量在内,赌钱是不服气,也是志气,测试自己的能力界限。赢了,是自己的成就;输了,是天意的命定。赌徒们的世界看似混乱,实质秩序井然,一切有根有据、有规有矩、有因有果;无论赢输,赌徒们都心安理得。赌馆里,骰宝、番摊、牌九、麻雀,随你挑选,把赌本借给你,生死有命,富贫由天,输赢是你的事情,输赢都要连息带利还给万义堂,你在左边,命在右边,陆北才便是站在中间的纳凉人。在赌场内,放债叫作“放马”,借钱叫作“拉马”,借钱去赌,赢了,被称为“神马”,当场连本带利清还一切。输了则叫“死马”,可以再借,借到绝,借到尽,借到卖田卖地卖妻卖女,卖到最后,要卖自己了,大可去做“替身”——万义堂兄弟犯了没法摆平的勾当,例如杀了不该杀的人,走私被捕,赌馆被禁,债...
——马家辉《龙头凤尾》
人死了,当然一切都完了。尘归尘,土归土,下世投胎要投好。这是我外婆挂在嘴边的话。但她也说过“人死如灯灭”,年轻的我喜欢对她挑衅,问“如果人死如灯灭,什么都冇了,还投什么胎呀?”我外婆一边抽烟,一边淡然地自圆其说:“有谁知道呢?可能如灯灭,也可能会投胎,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所以啰,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都说一些,什么都信一些,最后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有你的份,包无蚀底。”我一直记得这段话,并深受影响。长大后,我确曾尝试过什么都做做,什么都试试,什么都信一些也不信一些,否则不感踏实,没有安全感。可是再长大后,亦即当有了若干年纪,到了中年,始明白,不,不是的,做人必须好好选择,你选了做什么和信什么,就该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信,生命太短暂了,把数十年放在做某种人和信某些事之上还嫌不够,若再分心,结果必难成事。然后又再比长大更长大了些以后,亦即开始老去,终究觉得我外婆说得有道理。但跟谁对谁错无关。而是,谁对谁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了,你信了,你体验过了,那才是你的,都是你的,里面都有你的份,等于替生命灌注了不同的可能性,聊胜于无地补救了生命的单一和枯燥。可惜我没法跟我外婆说明这看法,除非人死确实不如灯灭,我还有机会在某个空间、用某种形式跟她重逢。
——马家辉《龙头凤尾》
管它奇不奇怪,重要的世自己喜不喜欢
——马家辉《龙头凤尾》
他们走在界限街上,他对她说:“护士都喜欢百合,新闻纸说过的。我们喃呒佬平日见得最多的是白菊黄菊,但其实,时节喜庆同样摆放菊花,可见生死无碍,最重要的是心里到底有没有敬意。
——马家辉《双天至尊》
据冷子兴说,一般人因此当然把宝玉这个“怪物”当做一个坏胚子——日后定然是酒色之徒无疑了,独雨村正言厉色地说:不,不!你们错了,此人另有来历,非俗常之论所能知也。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宝玉最不喜欢雨村,可雨村是他的第一个“知音”。不但如此,雨村除了教过黛玉,也是甄宝玉的“业师”呢!我所谓的“启蒙”,就是指可卿给凤姐上了一课,让她开始注意荣华瞬息,富贵无常,跟着即有大变来临。那么,她对宝玉,又是启了他的什么蒙呢?很明显,她就是现实中的警幻仙子。是以海棠者,湘云也;桃花者,袭人也;杏花者,探春也;牡丹者,宝钗也;老梅者,李纨也;荼靡者,麝月也。[赵姨娘]知道:宝玉是个“废物”,不能自保之人;保他的,老太太不在言下了,还要先数两个人:凤姐是他实际利益(物质)的保护人,黛玉是他感情利益(精神)的保护人。没了凤姐,宝玉便不能“自理生活”;没了黛玉,宝玉便要神经狂乱,变为疯傻。所以老太太、凤姐、宝玉、黛玉这四个是全书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周汝昌《红楼小讲》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诗在我们的文化上是“无所不在”的——不是指诗的格律形式,而是说她质素和境界以及表现手法。 至于表现为有正式规格形式的诗,则是用汉语文字写成的,古称“篇什”。传统诗手法贵乎简捷而含蓄,不喜欢“大嚼无复馀味”,讲究回味无穷,馀音不尽——有待吟诵、涵咏、感受、领会。她不是一切摆在“字面”上,或如吃糖,入口就是一个“甜”,甜外也就再没有很多别的了。中华诗不是那样的“食品”。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二年级开始,她喜欢吃菜市场卖的双蛋黄肉粽,每天早上吃一个,一直吃到了三年级。她会在前一天晚上将冷冻柜的粽子放到冷鲜层,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雷打不动起床定时八分钟煮粽子。然后自己剥粽子皮,利用筷子进行拆分,将不喜欢的咸肉挑出来。按照自闭儿的挑食、刻板特性,也许到了四年级她还是喜欢吃粽子。
——朱矛矛《树儿》
我知道人们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但我不能说我喜欢付出代价。p97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我一直都喜欢活着,但不至于要永远活着。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愉快的同伴——完全不忧郁。疾病会让我非常不快,让我讨厌或更糟。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的确,从现代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突出特征中,我们都能发现技艺人的典型态度:他对世界的工具化,他对工具的信任,对人工制品制造者的生产力的信任,他相信手段—目的范畴适用于所有范围,他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用功利原则来解决,每一种人类动机都可以还原到功利原则;他的独立促使他把任何给定的东西当成材料,并把整个自然当成“一块巨大的织布,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来重新拼制出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把理智等同于创新,也就是说,他鄙视所有“一开始不能用于人造物品的制作,特别是不能用于制造工具的手段,并无限地改进这种制造”的思想;最后,他毫无疑问地把制作等同于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奴隶状态的这种双重 “不幸”几平与奴隶实际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愿选择每日变化的劳动市场上的不稳定状态,也不愿选择有规律的稳定工作,因为后者限制了他每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就已然让他感到受奴役了,他宁愿要更严酷、更痛苦的劳动,也不愿过许多家庭奴隶的轻松日子。[20]32……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人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这种政治领域的平等……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P2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是惊奇征服了人,把人抛入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通过有意识的休止一切活动、停止制造活动,才能达到沉思状态。如果阅读中世纪关于描写沉思的欢乐和喜悦的文献就会发现,哲学家们都想要证实的是,技艺人留神谛听,一听到召唤,就会垂下双臂,最终认识到他最大的渴望是对永恒和不朽的渴望,这个渴望不可能在他的作为中实现,而只能在他意识到美和永恒无法被制造的时候才会实现。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无言的惊奇(作为哲学的开端和终结)以及哲学家对永恒的爱,和工匠对于水恒和不朽的渴望,相互渗透到了几乎无法分辦的程度。不过,哲学家无言的惊奇似乎只是为少数人保留的经验,而工匠对沉思的一瞥则能为多数人所了解,正是这个事实更为倾向于支持来自技艺人经验的沉思。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倾向,他喜欢从制作领域中举例,因为这些例子更接近于一般人的经验。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种倾向性就更为强烈,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某种方式的沉思和冥想。(2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除此之外,父亲还不太关注孩子。他对我们倒感染力。是挺和蔼可亲,但他并不喜欢孩子气。当他陪我们唱“蝙蝠,蝙蝠,来我帽子下歇歇,我要喂你肉肉吃”,或者“博尼是个战士”时,他确实很有趣,我们也很开心。他也会为我们写打油诗,还会为我们写剧本让我们表演,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父亲很聪明,但这些是他本来就喜欢做的事,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发挥他的幽默感。仅仅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观察他们,进入他们的想象世界,对他而言就不是乐趣了,而且他对孩子们也没有身体上的亲密感。如今,我有时看着弟弟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玩耍,就能深切地回想到父亲身上缺失的是什么。弟弟会将孩子扔来抛去,抚摸他们,闻闻他们,或者站在窗前看他们在花园里玩要,脸上挂着一种纯粹的快乐带来的无意识微笑。弟弟以一种舒适的、动物般的温吸爱着孩子们,而孩子们的回应就像太阳照罐下的番红花。但这些东西,并不是我父亲的天性。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寄宿学校,我的隐秘罪恶第一次被暴露出来:懒惰。大家都认为我是个聪明姑娘,但就是很懒惰。从那以后,它就一直跟我如影相随,因为内疚,我确信这是一种罪过,而不是能力不足。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否认哪个能多,只是我大脑中感加“必须”和董警的哪部分功能麦缩了而已。于是,我几手是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在校里,即使我本该做代数作业,而且刚下了半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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