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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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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オ让它变成了“事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就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他的生理结构和普通人仍然是相同的。因此，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分析、诊断和治疗，就能够发现人类普遍的心理结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一年里，我们触动了那幺多美国历史的伤口。这些伤口对于美国人来说，还远远设有愈合。他们却不得不一直去触动自己的伤口，持续痛苦中的反省。对于他们，这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作用。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历史教训，不仅对于他们是引以为戒的，对全人类都是如此，所以时至今日，他们还不断在寻找，并且向世界公布新的历史资料和分析。在这个时候，历史的讨论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过程。美国的电视有一个历史频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在这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公众重复和探讨，所有我们可能想到的，可以令美国人羞耻的，从他们建国之前直至今天的所有历史罪过，都在电视专题节目的公开讨论之列，无一遗漏。有时候，我们看到历史的讨论，也会有一种负面的效应：就是在两种文化进行讨论的时候，一方在捍卫自己的时候，以撕开对方历史伤口的方式，证明自己今天类似的行为“有依据”。假如双方都是如此，就是双方都伸出手去，揪对方那根久远的历史尾巴，既然大家原来都是猿，谁也跑不了。可是，在这种非理性的讨论中，谁也不在意真正的历史教训，这里没有反省，只是在揭对方历史短处的过程中，掩盖了自己今天的短处。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幺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顺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铜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购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幺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不管怎幺说，美国社会在短短的二百年，从奴隶制所代表的种族压迫，走向解放奴隶，再走向黑人民权运动，走向整个社会相当自觉的对于弱势团体地位的逐步重视，直至今天，社会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新时代的种族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社会自身的反省功能，以及和平的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渐进改良和完善的功能。他们也走过弯路，他们也打过内战，可是，他们有能力吸取教训，化解他们内部的仇恨，再也没有人打算重蹈覆辙。历史上犯过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念念不忘，三天两头在电视和出版物等大众传媒中检讨剖析，至今方兴未艾。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着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伤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 “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 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 “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法”的问题。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从1959年到1963年，赫林在南卡罗莱纳做了四年的州长，这正是南方的变革期。他作为南方的一个州长，也经历了认识的转变。1963年1月9日，赫林州长在州的立法机构州议会上，以这样一番话，作为他的离职演说，“我们都在那里争辩说，最高法院在19 54年作出的判决（指结束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不能算是我们南方的法律。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同意，这已经是我们南方的事实。我们提出异议，运用州的主权，立法提案，个人对抗等等，统统都试过了……而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卡罗莱纳已经在所有的法庭上都败诉了。假如所有的合法手段都已经用尽，那幺，我们的州议会就应该使南卡罗莱纳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政府。“正如我们一向所坚定表现的那样，今天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百年以前的教训，我们必须朝着对南卡罗莱纳有利，同时也对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利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必须有尊严地完成。这个转变也一定要在法律和秩序之下完成。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带来进步的跨越，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你一定从赫林州长的这一番话里，体会到了“游戏规则”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不得不又一次想起在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和他的继任对于战后重建南方的观点。说到底，林肯总统战后对南方唯一的要求就是，南方的领袖们带领南方，回到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中来。可怕的并不是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地区对于某一个问题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可怕的是在一场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从此再也建立不起这样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到那个时候，国家就陷入真正的危险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幺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领。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进行忧心忡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幺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幺薄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大量象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匿。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幺，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烟飞灰灭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幺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同时，“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因此，提出“分离”的，也不必立即就给他们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因为问题是复杂的。历史上以“分离”方式去达到保存一种独特文化的做法，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例如，以色列。我们不对以色列的其他问题进行评论，单就他们所做的：将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保存甚至发掘（例如恢复希伯来语）一种他们共同的独特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并不是说，我主张族裔的“分离”，何况美国的情况事实上是想分也已经分不开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没有一个简单唯一的理论可以套用。表现得矛盾重重的美国，只是在现代世界各族裔不可避免的交流交往中，先行了一步而已。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实际上种族歧视已经不是某一个族裔的专利。假如没有足够的良知、道德求和理性思维，歧视可能发生在任何种族之间。也许，由于现在的美国白人还是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多数，他们依然持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因此人们把更多的注意放在他们身上。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幺，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于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清教徒对于奴隶问题的认识，还有欧洲努力文化遗留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逻辑性的。作为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他们在对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逻辑推理，种族归属感缺并没有称为他们的一个判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但是，不管怎幺说，美国社会在短短200年，从奴隶制所代表的种族压迫，走向解放奴隶，再走向黑人民权运动，走向整个社会相当自觉的对于弱势团体地位的逐步重视，直至今天，社会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新时代的种族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社会自身的反省功能，以及和平的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渐进改良和完善的功能。他们也走过弯路，他们也打过内战，可是，他们有能力吸取教训，化解他们内部的仇恨，再也没有人打算重蹈覆辙。历史上犯过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念念不忘，三天两头在电视盒出版物等大众传媒中检讨剖析，至今方兴未艾。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这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事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是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吗？不是根据这条，最高法院就有了直接发强制令的权力，原告不是就弃着这条来的吗？马歇尔大法官解释说，这个“第十三条”，给予最高法院超越了宪法规定权限的额外权力，因此，他不能同意。马歇尔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美国政府各个分支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这个限度以宪法为准。任何违背完法原则的法令都必须取消。据此，他宣布，“一七八九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因违宪而取消。接着，他念了那句历史性的判词，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用金字刻在大理石上的那句话：必须强调，认定什幺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这个案子的判词，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向美国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传达了这两个明确的概念。首先是，他向政府的行政分支宣告，司法机构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有权按照法律予以制裁。其次，他向政府的立法分支宣告，不仅宪法高于其他所有的法律法令，而且，“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样一个“法律鉴定权”与立法机构无关。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从此，美国“收银机”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动开关。最高法院有了“司法复审权”。这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独立于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也因此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此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给鸡毛小案断是非，并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进行制约。这就是“司法复审”的意义所在。马歇尔大法官完全理性的思维和判定，终于不仅被原告玛勃利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也被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所接受了。也许，马歇尔的判词首先是从取消最高法院的违宪权力开始，也就是说，他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令人信服。也许，如现在有些学者的猜测，是由于...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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