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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念"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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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当他从自己少年时代能记事的时候起，挨着年月回顾到如今，他感到无限惋惜，岁月漫漫，解放前悲苦的年辰不用说，近年来的坷坎也不值得怀念，真正值得纪念的金色的日月却是那样短暂。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娜斯津卡，您知道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我已经不得不举行周年庆祝来纪念自己的种种感受，来纪念从前是那样可爱，而在现实中却从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举行周年纪念，也是基于那种同样毫无结果的愚蠢梦想一一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由于连这些虚妄的梦想都己不复存在，而且没有办法再得到它们了；须知梦想也不是不付代价便召之即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导言31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也是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by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 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7661640-introduction-aux-tudes-historiques对一个作者的赞扬，莫过于他能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述说。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始终对记忆寄望颇多。32希腊人和拉丁人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基督教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的插曲。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剧。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挂在嘴边。古尔诺（Cournot）早已指出：法国人始终倾向按照理性原则重构世界，他们的集体记忆远不如德国人那么强烈。指的可能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古尔诺 (Augustin Coumot, 1801一 1877) D —— 译注糟糕的历史学的代价是我们最可靠的思想传统的猝然断裂。33历史至少有消遣的意义。发现从事科学的乐趣并为此而献身，这就是天职。获得求真的愉悦需要训练。根本不存在没有意义的思想工作。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活动，最能吸引人的想象力。34莱布尼茨从解读德意志帝国古老宪章中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不能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在1942年这个为科学而自豪、但并未出现半点幸福的世界，历史当然应受谴责。因为他浪费人的精力，唯一的作用只是在消遣上蒙上一点求真。一种思想活动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实证主义声称要以服务于行动的能力来衡量。经验告诉我们，表面看起来最无价值的思辨活动，有一天能提供出人意料的帮助。历史学应始终对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秦汉史专家劳榦先生称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当年十一月，刘彻发布了一条诏令，在历史上首次让郡国各“举孝廉”一名。顾名思义，“孝廉”就是对父母有孝行、品格清廉。刘彻希望天下郡国可以举荐这样的人给朝廷。举荐来的人当然是要任官使用，各尽其职，但举孝廉不免带来问题：道德高尚的人就一定有卓越的能力吗？道德和能力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呢？古人反复辩论过这个话题，一个比较能够被大家认可的答案是，乱世把能力放第一位，治世把道德放第一位。

——戴波《有为》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金宇澄《回望》

我说：“你留点纪念的东西吧。” 于小齐说：“该留的都留了，这些都不要了。”没过多久，屋子里就全空了，剩下一些杂物，连亲戚都不要的，散落在房间里，凌乱不堪。后来她姑父指着那堆发了霉的破书，问于小齐要不要。小齐说不要了，没地方放。她姑父说：“那就卖了，还能称几十块钱。”小齐脸色铁青，从我兜里掏出打火机，就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烧书。一架子书，绵长不息地烧着，天花板都熏黑了。后来发现根本烧不完，小齐说，算了，还是卖掉吧。房间里全是灰烬，风一吹就跟地狱里的场景差不多。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

一代红卫兵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英雄主义的梦想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梦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饥饿破坏过。那无疑是很可悲很严重的破坏。而一旦苞谷和高粱又可以填饱胃了，英雄意识也便又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活跃了。何况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就像是昨天的事。那一页历史太新了。创造那一页历史的伟人和英雄们也不算太老。文学、电影、话剧、歌曲、回乙录、陈列馆、纪念碑…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方式，切可能的途径，都被调动起来，运用起来，目的是那幺明确，缩短再缩短这太新的一页历史与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要永远永远使他们在它面前高唱颂歌，膜拜顶礼，做它那光荣的精神奴隶。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人，只要是处在温饱线以上的，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幺？一是平凡。他们总希望自已应该是为了惊天地、泣鬼神而生存的。并且总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他们是不甘于仅仅做前人的辉煌历史的阅读者和英雄纪念碑的瞻仰者的。这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煽起青年的一切超历史的欲望。减少他们面对某页伟大的历史感到无所作为的痛苦。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当时代的风标陡转了一个方向的时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这一座北方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一些人一他们满脸刻着失落，他们神情恍惚，混杂着苍凉，神情充满幽怨和种种强烈的希冀。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如同刚刚经历大迁徙却仍未寻找到归宿地的游民，如同赳赳而赴倦倦而归的溃散之师的乏兵。他们是一批将青春当作武器投掷了出去，却连一枚似可引以为荣的纪念章都没有获得的男人和女人，一批落魄而沮丧的男人和一批茫然而委屈的女人。他们从一无所有绕到了一无所有，仿佛钟表的指针从零点绕到了零点。对时间而言，零点永远只不过意味着零点，对他们而言，却意味着又要给人生紧紧地上满一次弦。

——梁晓声《年轮》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萨义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详见“附录”《萨义德轶事》）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牌士学位，之后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义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间题的代言人，对巴以双方在和平间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其主要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义德在获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去世后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逻各斯》（ 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的标题下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教皇在论及西方民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病态理性瓦解了信仰。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尼采有不少邪恶的粉丝，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对尼采近乎崇拜，多次拜访尼采纪念馆，还送给墨索里尼一套《尼采文选》作为他60岁的生日礼物。不过有证据显示：尼采去世后，他的妹妹在编辑出版尼采遗作时歪曲篡改了他的作品，加入了种族主义的私货，导致尼采的作品被纳粹所利用。但必须承认，尼采的语言确实有很大的解释弹性，这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被各种立场利用。尼采思想和纳粹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萨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萨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将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于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看来，迄今为止五年的不断反省，还不足以使人们完全找到答案。不论是亲历这场灾难的平民百姓，还是以这一事件为主题撰写论文的专家学者，都一次次地发现，各种因素纠葛太深。而当人们想去理出教训的时候，又很难完全脱开自身的局限性。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当我在冬日暮色苍茫时来到纪念碑前，我看到一位牲士兵的妻子留下的鲜花和字条。这位女至少应该五十来岁了。夜幕下还有公园局的三位职员手持厚厚的名册协助人们找到碑上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我在那儿久久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给我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背景的灵魂洗涤。我这辈子只有站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刹那，相信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是有可能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当时，在强大战争攻击的威胁之下，政府的权限也相对扩大。结果，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把美国西海岸十二万日裔移民，包括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日裔美国人，全部圈入了落矶山脉东面的十个临时居住地，十二万人一宿之同全部失去自由。在这一天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支持美国的军队而努力工作。在被集中圈住的四年当中，甚至还有人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收到为美国战斗的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今天，当我们和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错误。但是，美国政府确实在战争的威胁下，曾经犯下过这样一个可怕的侵犯公民权利的历史错误当年的这十二万人中，有一个姓伊藤的年轻人在圈居生活中和一名共同命运的女孩相识。在他们恢复自由四年之后他们组成家庭并给他们的新生儿起了个名字，他叫兰斯艾兰斯这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为他们向美国政府索赔的一个叫兰斯的律师。由于这个家庭的这一段经历，这个孩子立志长大以后要做法官致力于保护平民百姓。他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案的主审法官。在以后的信里，我会再向你提到这个名字。向在审判中以冷静着称的伊藤法官，谈起美国的这段历史却无法平静，他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实际上这就是美国人今天对待任何一个民权案件的基本态度。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幺，它也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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