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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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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才自觉似一个受伤的士兵，躺在颓垣败瓦里暗暗偷生。但他不会哭。并非没有眼泪，只是答应过自己，从今而后他要比背叛的人来的坚强，如果有人必须流泪，那人绝不是他。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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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文化传播本身是门生意，挣了钱之后再说情怀才有人听，否则，放不下身段和理想就注定失败。所以网红自有网红的社会价值。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商业理性的人来说，攫取流量以趋名逐利如同浮士德与魔鬼交易。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是希望大家关注我做的事情，但不要关注我这个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概我只是想多些朋友一起玩吧。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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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产对自身世界的保全，它并未强化反而削弱着劳动过程对世界造成的无情冲击。同理，受生命过程本身无情驱迫和推动的劳动，其过程性质也受到了财产获取的制约。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社会不同于一个劳动者或打工者社会，在财产所有者的社会里，人民首要关注和操心的是世界，而非自然丰裕或纯粹的生命必然性。如果人们主要的兴趣不再是财产，而是财富的增长以及它积累的过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P8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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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没有实际地站在阿基米德想要站的地方（ dos moi pou sto），仍由于人类条件而囿于地球，我们却找到了一种在地球自然之内对地球采取行动的办法，仿佛我们可以从地球外部，从阿基米德点上来处理它。冒着危及自然生命过程的危险，我们把地球暴露给了完全异在于自然家园的普遍宇宙力量。（20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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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把人从必然性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的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九月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会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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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愤怒和绝望的感情（绝望是在发现阿基米德点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或虚假梦境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在精神上最持久的后果），就如同某个人感到的无助愤怒：他明明亲眼看着这些点被任意地、毫无事先考虑地抛洒到纸上，却发现他不得不承认他所有的感觉和判断力都背叛了他，因为他看见的乃是一条“几何线，其发展方向始终如一地被一个法则所规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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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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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基本上是希腊人所谓的幸福（eudaimonia）的条件，是首先取决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观状态。一贫如洗或疾病缠身意味着受制于身体的需求，此外，沦为奴隶则意味着服从于人为的暴力。身为奴隶的双重且加倍的“不幸”，和奴隶实际上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可选择每天都在变动的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不要固定而安稳的工作，因为它限制了他每天随兴而为的自由，已经让他觉得像个奴仆（douleia）。再怎么限苦的劳动，都胜过许多家政奴隶的轻松生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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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背后的真正对立乃是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劳动的解放没有导致劳动与积极生活内其他活动的平等，却导致了它几乎无可置疑的统治。从“谋生”的角度看，任何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项“爱好”。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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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假如审判所在国的国情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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