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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化趋势】令人悲观的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贫民化趋势，这个词暗示了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不可避免的伴生物。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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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手表的普遍等级准则是：越科学、越技术化、越富于太空时代特色，等级就越低。这一准则也适用于“信息量”过于密集的手表，比如显示吉隆坡当地时间，显示今年所剩的天数，或者指示星座标志等。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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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了，同时需要绚丽的奢华和精打细算的审慎，两个矛盾的动机在不幸身陷中等阶层的人们内心经久不歇地交战着。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令人黯然神伤的是，一旦长到成年人的岁数，这些标记就几乎成了我们不可磨灭。没法更换的烙印。我们一生都无法从我们出生的阶层中逃离。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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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儒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闻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之关键所在，是其中一些意象的那种纯粹的、不可替换的、感性的直接性以及它对戏剧形式的一些问题提供的生动的即便失之狭的解决方式。从法国伟大的实验诗（包括“象征主义”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所指的那场运动）开始，通过将沉默置于诗歌中和复词语的魅力，大量的现代诗也从阐释的粗野控制中逃脱出来。当代诗歌趣味中最近的那场革命那场革命—那场贬黜了艾略特、擡举了庞德的革命—代表着诗歌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内容的偏离，代表着对使现代诗歌深受阐释家热情之害的那些东西的厌烦。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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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战争美学家厄内斯特·云格尔在一九三〇年指出，不存在没有摄影的战争。这一说法，把摄影与枪的无可避免的关联性进一步密切化：“摄”一个对象与“射”一个人。制造战争与制作照片是一致的活动：“这是同一种智力，其毁灭性武器可以毫厘不差地对准敌人，”云格尔写道。“这种智力费尽心机要以精确的细节保存伟大的历史事件。”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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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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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喜欢负起责任的感觉。每当我发现自己的个人生活一团糟时，比如和错误的人牵扯在一起，或在某种程度上陷人困局时一就是碰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些事，我始终倾向于自己承担起责任，而非归咎于他人。我讨厌把自己看作受害者。我宁愿说，好吧，是我自己选择爱上了一个事实上是混蛋的人。这是我的选择，我不想指责他人，因为改变自己要比改变他人更为容易。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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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不同的方式来写作。我想找到一种与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全然不同的自由。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确拥有某些自由，但也缺乏一些自由，我只能通过实践去寻求。卡夫卡说，写作时越孤独越好。他说的没错。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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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尽。“长时间永不停息的紧张和压力已然耗尽了所有的热望就只剩下休息这一桩了！成长期已然过去，一个人在经过这幺长时期的妥协之后无论什幺限制都能适应了。”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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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晚，海龟入梦来，一大一小，眼睛也一大一小。你爱大海？我爱。嗯……像你这样一个人这幺不小心很可能会死在这里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可仍然爱。我知道若是不小心，意外随时可发生，瞬间就会死去，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在这里，活着与死去都变得那幺平静，或许是因为每一个瞬间都清清楚楚，没有一个瞬间是未经觉察匆匆而过的；每一个瞬间我都那幺清楚地觉知着，而每一个瞬间都盛满了阳光，盛满了水的波动、身体的波动、意识的波动……这就够了，生命这样就够了。在水里的每一个时刻，生命都不是孤零零的，不是只有自己，而是盛满了一切，盛满了你以及你的孩子，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水里才会这样，每一个瞬间都清晰明确，不飘逸，没有躲避，如此丰盛完全……所以我爱。那你爱的不是哪一个，而是爱本身？不是哪一个，不是你，不是阳光，也不是哪一根水草或哪条鱼，而是所有的一切。水里的那种消融就是爱，消融的宁静和愉悦，就像水在水里。当生命与意识消融在一切中时会产生与万事万物关联在一起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是爱，无论哪一个都存在其中。只有在水下，才会有这种无须思考就存在的消融与关联……到了水面上，在陆地上，每个人都是孤单的，孤单地来孤单地走，孤单地迈着腿，无论身边有多少人，无论人发明出多少种群体相处的方式，都只是一个人。在陆地上，爱也是孤单的，爱别人往往成了爱自己的投影，都是幻想。但在水里，你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瞬间都包含着无数的生命与意识，每一粒沙子都独一无二地拥有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这些生命与意识都在水的波动中彼此关联，孤独和恐惧都会消融其中，唯有宁静的欢悦。啊呀，你怎幺知道这不是幻想？你们人呀真是太爱幻想了，对孤独和死亡的恐惧愈深，幻想愈甚。你们尤其喜欢幻想情感的关联，所以整天念叨着爱呀不爱的不是吗？噢，你说得对！也许这些全是幻想。我看...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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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格罗德克写道，“他就是该疾病的病因，我们用不着从别处寻找病因。”“杆菌”在格罗德克所开列的那份纯粹“外在病因”的名录中高居首位——随后是“寒冷、暴食、暴饮、劳作以及其他种种病因”。他坚持认为，“正因为察看我们的内部会引起不快”，所以医生们情愿“以预防、消毒等方式来对付外部病因”，而不正视那些真正的、内在的病因。卡尔·梅宁格最近表述道：“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据认为，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自爱能力，这种自爱能力已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或已遭到了削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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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被这幺感伤地加以描绘的人物来说，疾病被看作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伊凡·伊里奇用谎言来掩盖他的沉疴—他患了癌症，却对妻儿只字不提—而这些谎言使他意识到他整个的一生无非是一个大谎；在他弥留之际，平生第一次，他变得诚实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一九五二）中，那个年届六旬的公务员在获悉自己的胃癌已到晚期后，辞去了工作，投身到邻近一个贫民窟的事业，反对他曾为之效劳的衙门。只有一年可活了，渡边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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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去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里克•希格尔《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死于胃癌或乳腺癌，而是死于白血病—对这种“白色的”或类似结核病的疾病，外科手术对它无能为力)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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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疾病意向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P66）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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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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