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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格罗德克写道，“他就是该疾病的病因，我们用不着从别处寻找病因。”“杆菌”在格罗德克所开列的那份纯粹“外在病因”的名录中高居首位——随后是“寒冷、暴食、暴饮、劳作以及其他种种病因”。他坚持认为，“正因为察看我们的内部会引起不快”，所以医生们情愿“以预防、消毒等方式来对付外部病因”，而不正视那些真正的、内在的病因。卡尔·梅宁格最近表述道：“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据认为，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自爱能力，这种自爱能力已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或已遭到了削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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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被这幺感伤地加以描绘的人物来说，疾病被看作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伊凡·伊里奇用谎言来掩盖他的沉疴—他患了癌症，却对妻儿只字不提—而这些谎言使他意识到他整个的一生无非是一个大谎；在他弥留之际，平生第一次，他变得诚实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一九五二）中，那个年届六旬的公务员在获悉自己的胃癌已到晚期后，辞去了工作，投身到邻近一个贫民窟的事业，反对他曾为之效劳的衙门。只有一年可活了，渡边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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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去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里克•希格尔《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死于胃癌或乳腺癌，而是死于白血病—对这种“白色的”或类似结核病的疾病，外科手术对它无能为力)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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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疾病意向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P66）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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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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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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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幺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幸而是早晨，时间正多，我可以说我的真实。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人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

——鲁迅《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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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两个人都很安然的，彼此没有一点怪罪的心理。有的时侯睡到半夜下雨了。雨点从窗子淋进来，淋到马伯乐的脚上，马伯乐把脚钻到被单的下边去。淋到小陈的脚上，小陈也把脚钻到被单的下面去。马伯乐不起来关窗子，小陈也不起来关窗子，一任着雨点不住地打。奇怪得很，有人在行李上睡觉，行李竟会让雨打湿了，好像行李上面睡着的不是人一样。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房子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加以管理。比方下雨时关窗子这件事，马伯乐若是起来关了，他心里一定很冤枉，因为这窗子并不是他一个入的窗子；若小陈关了，小陈也必冤枉，因为这窗子也不是小陈一个人的窗子。若说两个人共同地关着一个窗子，就像两个人共同地拿着一个茶杯似的，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好随它去，随它开着。至于被打湿了行李，那也不是单独的谁的行李被打湿了，而是两个人一块被打湿的。只要两个人一块，那就并不冤枉。

——萧红《马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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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相信佛经上一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她说。

——陈彦《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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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对一切都很失望，为了挺过这种失望，我曾冷嘲热讽所有东西。我知道自己有激情，但没有地方可以施展它。我的激情越升温，就越觉得有负担。我所能表现出来的只有喝酒和不时说出令朋友们惊讶的讥讽笑话。朋友们说我显老。

——韩江《黑夜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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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跟你解释的是一种氛围，从我一进工厂就被它包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原料堆在一块儿；这么多力量聚在一起，为了消灭人的本性，为了让人看到理想是多余的，思想和爱是奇怪的东西。正是因此我才向你寻求慰藉，因为只有你能够给我慰藉，让我觉得更满足；让我不再反抗所有那些和我敌对的事物。我向你求助过一次，现在我需要你的支持，因为我们俩是为了自己在斗争，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因为我在里面体验过。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不会制造恐慌，自己也不会变得惹人生厌。我们俩能够做到。

——胡安·鲁尔福《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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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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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二月里每天早晨都刮着风，到处是麻雀，蓝天，阳光灿烂。我母亲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说什么我那时应该哭喊，说什么我的双手应该因紧紧地抓住她那绝望的心而粉碎！你原本是希望我当时是这个样子的。然而，难道那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吗？风从敞开着的大门吹进来，折断了常春藤的枝条。我两条腿的两根动脉之间开始生长绒毛，我的双手一碰到我的胸部便轻微地抖动起来。雀儿们在嬉耍，山丘上麦穗在摇晃。令我伤心的是她再也不能看到风儿在莉花丛中戏闹，令我伤心的是在自天的阳光下她也闭上了眼晴。不过，我为什么要哭呢？你还记得吗，胡斯蒂娜？你把椅子排在走廊上，让来看她的人依次坐着等。这些椅子都没有人坐。我母亲孤单单地躺在烛影下，脸色苍白，洁白的牙齿微微露出在原本是黝黑的由于死亡而变成青紫色的僵硬的嘴唇外。她的睫毛一动不动，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你我俩待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祈祷着，但她却什么也听不到，你我俩也什么都听不到，一切全都消失在夜风的巨响中。你烫了烫她那件黑衣，给衣领和袖口上了浆，让她那两只交地安放在已经死亡了的胸口上的手看起来像是新的。我曾经在她年迈的慈祥的胸膛上睡过觉，它曾哺育过我，也曾跳动着哄我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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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些人中间谁该是长官？”事后他问蒂尔夸脱。 “我认为是那个站在中间的连眼睛也不抬一抬的大肚汉子。我想是他……我是很少弄错的，堂佩德罗。” “不，达马西奥（蒂尔夸脱的真名），这长官是你。怎么啦，你不想去造反吗？” “虽说我这个人爱热闹，这次却晚了一步。”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都知道了，也用不着我再嘱咐你。你快凑上三百个信得过的小伙子，跟这些叛逆者会合在一起。你告诉他们，你带去了我答应给他们的人。其余的事怎么办，你以后会知道。” “那么，有关经费的事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也由我交给他们吗？” “我给他们每个人十个比索，由你带去，这些钱是作急用的。你告诉他们，余款都存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时取用。他们东奔西颠的带这么多钱也不合适。顺便问你一下，你喜欢石门那个小牧场吗？好吧，从现在起，这个小牧场就是你的了。你给科马拉的那个律师赫拉尔多？特鲁西略捎个信去，就让他马上将这份产业转到你的名下。你的意见呢，达马西奥？”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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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干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弘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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